结果连红衬衫的影子都没看到。第三天，我从九点蹲守到十点半，还是落了空。再也没有比蹲守落空，半夜里独自回家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

这样过了四五天之后，房东婆婆竟开始担心起来了。她说，你是有家室的人了，夜里这么贪玩可不好，还是收收心吧那摩西。嗨，我的“贪玩”跟她所想象的“贪玩”压根儿就是两回事儿嘛。我玩的可是替天行道、铲除奸佞的游戏啊。

话虽如此，连着一个礼拜下来毫无效验，到底也叫人倒了胃口。我是个急性子，劲头一上来，开夜工也好，干通宵也罢，万死不辞。缺点是无论干什么都没有长性。尽管这次是以豪情万丈的“天诛党[5]”自居，也照样会日久生厌。因此第六天时，我就不耐烦了。到了第七天，想干脆撂挑子不干了。在这方面，豪猪倒是十分顽强。从黄昏到夜里十二点，他一直将眼睛贴在拉门上，紧盯着角屋门前那盏圆罩瓦斯街灯的下方。我一去他那里，他就会给我看统计数字：今天进去了多少客人、住宿的几人、女客几人等等，令我惊叹不已。我说：“红衬衫会不会不来了呢？”他说：

“嗯，按理说该来了呀。”

他不时地抱着胳膊长吁短叹，真够可怜的。倘若红衬衫一次也不来，那么豪猪就一辈子都没法“替天行道”了。

到了第八天，我从下午七点左右走出寓所，先去慢吞吞地洗了澡，然后到街上买了八个鸡蛋。这是用来对付房东婆婆的“红薯攻势”的。我一边四个，将鸡蛋分别放进两个袖兜里，肩上照例搭着那条久负盛名的红毛巾，袖着手登上了枡屋的楼梯。豪猪一拉开门就对我说：

“喂，今儿个有门儿，嗨。”

那张韦驮天一般的脸瞬时神采飞扬了起来。直到昨天晚上，他还一直闷闷不乐的呢，连在一旁看着的我都觉得他死气沉沉的。如今见他鲜活有神，我也不由得立刻快活了起来。还没问他是怎么回事儿，就自顾自“好啊！好啊”地小小雀跃了一番。

“今晚七点半左右，艺伎小铃进了角屋。”

“跟红衬衫一块儿吗？”

“非也。”

“那不是白忙活儿吗？”

“艺伎是两个一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有门儿。”

“何以见得？”

“你想呀，那小子多狡猾。说不定他让艺伎先来，随后自己再悄悄地溜进去呢。”

“嗯，也许吧。可眼下已经九点多了吧。”

“才九点十二分。”他从腰带里掏出镍壳表，看了一眼说道。

“喂，快把那盏洋灯灭了。纸门上映着两个和尚头，老狐狸会起疑心的。”

我“噗”地一口气吹灭了纸胎漆器茶几上的那盏台灯。这样一来，点点星光下，就只有纸拉门微微发亮了。此刻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我跟豪猪将脸凑在纸拉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