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册，第857、1064页；第4册，第1843、1920页）。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山东的青州和德州以及盛京的八旗驻防数据《皇朝文献通考》。

　　[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8页。

　　[53]　各行省额设兵丁数字只是绿营，不包括该省驻防。绿营兵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32页；吉林、黑龙江为八旗，兵数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各地抽调兵数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有关上谕，因页码太多，不列。

　　[54]　如果我们以交战地区浙江省的抽调比率24％和非交战地区的安徽省的抽调比率36%，作为清朝能达到的最高标准，那么，除已集结的10万人之外，还可以动员约10万人左右，但是下列事项值得注意：河南、四川、陕西等省距离战场太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驻兵较多，但要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回、蒙等少数民族；京畿八旗在鸦片战争中未动，是为了保卫在专制社会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首都；驻防八旗除吉林、黑龙江、江宁、青州等处有一些小调动外，其余在鸦片战争中未动，也是因为其担负的特殊使命。因此，以保持王朝的统治秩序的稳定为先决条件，浙江的24%和安徽的36％的抽调兵力的比例，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达到的。至于路途遥远而带来的问题，我在下面还会谈及。另外，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糜烂，无秩序可言，其抽调的兵力高于鸦片战争，其中反映出来的清王朝的态度，说明他们视“社稷”重于“国家”。

　　[55]　对此情况，我们可以举一例子来说明。1841年9月驻守浙江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称：“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之请给盐菜者一并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出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禀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彼然疲于奔命，适坠其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10页）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一、各处原设兵弁，参加防御者只能是一部分；二、本省和外省调防的万余援军，只能分散于定海、镇海、乍浦3处要点和10余处海口；三、每一设防地区的兵力仍有不足之虞。除浙江省外，沿海各省区情况无不如此。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259页。

　　[57]　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24页。

　　[58]　《署泉州府厦防同知蔡观龙、标下兼护中军陈胜元、闽海关委员兴贵、署泉州府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禀》，《军机处录副》。

　　[59]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0]　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地位研究》，1990年，油印本。该文在军人的经济生活方面的叙述，使我受益匪浅。

　　[6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

　　[6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51页。

　　[63]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64]　1765年，赵翼充顺天武乡试考官，看到考生的策论将“一旦”两字多写作“亘”，又将“丕”字写作“不一”。“国家”、“社稷”若指清王朝，应抬格，但许多考生将泛指的“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抬写。武生自称“生”，应于行内偏右，许多考生竟将“生人”、“生物”、“生机”的“生”字一概偏在侧边。赵翼还发现，尽管当时规定考试成绩有双好、单好，但实际上“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许多考生入内场后不能为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6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7，“兵部·武科·武会试”。

　　[66]　例如，冯玉祥的父亲在太平天国时期考取清朝的武生，入了武庠，却是一个不识字的泥瓦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第1—5、21页）

　　[67]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43—44页。

　　[68]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言论见于钦差大臣裕谦的奏折：“总之，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严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长，使之就我范围，即可收指臂之助。若稍事优容，必将志得意满，非纵兵生事，即自作聪明，冒销争功，事事与人为难。不独不能得力，转须防其债事、比比皆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3页）

　　[69]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