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of the Nemesi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 444.

　　[70]　据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42—343页。

　　[71]　这里指军官的实际地位与文官相比，如以营官比照县官、以协官比照府官、以镇官比照按察使或布政使，等等。若以品秩比较，那么文官的收入还是高于武官。

　　[72]　清军绿营的吃空额，在清初便存在着。1730年，雍正帝明文规定吃空额的份额（提督80份，总兵60份，副将30份，参将20份，游击15份，都司10份，守备8份，千总5份，把总4份），倘定额外再冒领予以重罚。1781年，乾隆帝革此弊端，另拨养廉银两，但吃空额的陋习实未清厘。

　　[73]　胡林翼：《与孔廉访论全匪启》、《致黎平府曹子祥函》，沈卓然、朱晋材编：《胡林翼全集》中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68、82—84页。

　　[74]　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

　　[75]　据兵科掌印给事中包炜奏称，京师巡捕五营，各官例有占用兵额，供其差使，如“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参、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近闻各官占用多至数倍，而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即出外为生），名为署差”。官弁对署差之兵，每月仅给粮饷的一半，另一半归己。如有不愿署差者，官弁“多方勒抑，以之求生不得，求退不能，势必令其自告署差而启己”。所包揽署差之人，副、参、游系其辕门官经手，都、守系其衙门头目经手，千、把、外委所得，由都、守官分给，名“找儿钱”。包炜称：“即一守备微官，每月可得署差钱八百千，则其他可知。”至于署差的人数，包炜估计，京师巡捕五营万人，“实在随营当差者不过三四千人”。至于署差之兵，因可在外自谋生理，另有一半粮饷，大多乐意。（包炜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除在京城外，各地也有此类情事。张集馨称：福建“衙门官身名下所派差使，皆雇人顶充，缺出银米，两人朋分，此为伙粮”（《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6]　关于此类记载颇多，这里举两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一是前引吏部右侍郎爱仁的奏折，称“若遇该管上司巡查，将各堆拨兵丁名下捏注别项差使，此外暂雇数人冒名应差，雇价每人每夜不过需钱七八十文，竟有一人赶赴三四堆拨应名者。”（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二是工科给事中焦友麟奏：“臣籍山东，闻登州水师额设五百名，现存不过二百名，每遇抚臣校阅，则雇渔户匪人充数。”（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77]　扣建是指小月官兵俸饷等扣除一日；截旷是指空缺粮饷截空；朋扣指在官兵俸饷中扣存买马费用；搭钱是指饷银一部分改发钱；折色是指兵丁月粮及马匹豆草改实物为银钱。

　　[7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9]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80]　杨坚点校：《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4页。郭氏还透露，营弁与武生为争夺赌规而大打出手。

　　[8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2]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466—467页。

　　[8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 ，第393页。

　　[85]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36、48页。

　　[86]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69页。

　　[87]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9页。

第2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如果以今天所能掌握的资讯作出判断，那么，清王朝此时最为明智的策略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推理，清王朝应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才可与英国较量。

　　然而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皇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依然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

　　尽管如此，清王朝当时仍没有打算与英国开战，甚至希望避免“衅端”。战争的恶魔是在清王朝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忽然附身，给它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厄运。

　　事情得从林则徐使粤说起。

　　一　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

　　1839年1月8日，北京，天气明朗。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拜别了络绎不绝的宾客后，于中午时分，开用钦差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1]由于是钦差大臣，礼仪规格殊荣，林则徐一行由正阳门出彰仪门，一路南下，直奔广东。

　　林则徐去广东，为的是查禁鸦片。而他的使命，又肇因于黄爵滋。

　　1838年6月2日，就在林则徐出京前的7个月，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2]上了一道严禁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