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的禁烟方法不当。

　　他称言：若禁于海口，因稽查员弁贪图从中获利，“谁肯认真查办”，“况沿海万里，随在皆可出入”，防不胜防。若禁止通商，不但损失了粤海关关税，而且贩烟外国船停泊在大洋之中，自有奸民为之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若查拿烟贩，严治烟馆，无奈关津胥吏、衙役兵丁、世家大户不肖子孙、地方官幕友家人从中层层阻挠，难以奏效。若以内地种植替代进口，然“食之不能过瘾”，非但外烟未绝，反而内地又生一害。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吸食者诛。[3]

　　黄爵滋的这份奏折，要求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方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捕杀瘾君子的国内司法行动。

　　黄爵滋的这一主张，与他三年前的态度正好相反，那时他主张严禁海口。[4]

　　正为白银外流而困扰的道光帝，看到这个颇为新奇的建议，没有立即下决心，而是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5]

　　由此，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

　　从这29份奏折来看，同意黄爵滋吸烟者诛的主张的，仅8份，上奏人分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巡抚钱宝琛、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东河总督栗毓美。其余的只主张对吸食者加重处罚，而不必杀头。但是，所有的奏折都主张加强对贩烟、售烟的缉拿，并加重罪罚。以此看来，所有的奏折都不同意黄爵滋前引奏折中的第三点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9份奏折中，竟有19份主张禁烟的重点在于查禁海口，这与黄爵滋的奏折中查禁吸食的意见相左；在这19份奏折中，除桂良、陈銮、苏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对吸烟者采用死刑，这就与黄爵滋的意见截然对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折中的8份，言词直指广东，上奏人分别为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宝兴、湖北巡抚张岳松、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河南巡抚桂良、广西巡抚梁章钜、江苏巡抚陈銮。其中又以张岳松、乌尔恭额、桂良三人言词最为激越。他们称言，禁烟须正本清源，鸦片的来源在广东，要禁烟，须在广东切断毒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呢？

　　有论者认为，这是琦善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