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商将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3月28日，义律“敬禀钦差大人”，表示“遵照钦差大人特谕”，上交鸦片20283箱！[52]

　　林则徐获得这一消息后，于29日开始恢复对商馆区的供应。4月12日，当林则徐收到第一批鸦片时，准许仆役们回商馆区工作。5月2日，林则徐认定缴烟工作能如期完成时，便撤消了对商馆的封锁，除颠地等16名大鸦片商外，其他外国人都准许离开广州。5月22日，当缴烟工作结束时，林则徐要求被扣的16名鸦片商人具结，保证以后不来中国，在义律的提议下，颠地等人皆具结。5月24日，义律与最后一批外国商人离开广州。

　　1839年6月3日，根据道光帝的谕令，林则徐在虎门共销毁鸦片19176箱又2119袋，实重237万斤。这个数字占1838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的鸦片总额六成左右。

　　对于林则徐这种针对外国人的禁烟方法，有论者谓操之过急过激，并称他应当对后来发生的战争负责。我以为此说有失公允。我们可看看那些不过激的方法效果如何。

　　1836年，给事中许球为反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上了一份主张严禁的奏折。其中一段提到外国鸦片商人，点名颠地、查顿（William Jardine）等9人，并建议采取的对策是：将此9人“查拿拘守”，勒令他们定期将泊于虎门口外的鸦片趸船开行回国，然后再带信给英国国王。[53]这一方法，与林则徐后来所施之道，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只是许主张拘9人，林关了所有外国人，许要求驱逐趸船，林要求呈缴鸦片。

　　许球的奏折由道光帝下发两广总督邓廷桢参照办理。邓廷桢变通办法，并没有去捉拿，而是于1836年10月28日宣布驱逐此9人出境。[54]但是，这些鸦片商人纷纷以商务未完为由要求推延。最后，经邓廷桢核准，此9人应分别于道光十六年底至次年三月（1837年2月4日至5月4日）离开中国。邓廷桢将此结果上报道光帝，称已“取具该夷商等限状，及洋商（指行商）等敢容留逾限情甘治罪切结”，并表示自己将加意查访，“如到期盘踞不行”，“立即从严究办”。事隔两年之后，道光帝又查此事，邓廷桢只得于1839年2月11日再次奏报结果，除1人并无其人外，只有4人离开中国，颠地等3人尚在澳门，又因商务未竣，仍不时赴广州，而查顿干脆连澳门都未去，依旧住在广州！[55]

　　1837年，道光帝两次下旨让邓廷桢驱逐广东虎门外的鸦片趸船。[56]由于广东水师根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