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而在此之前，林于6月底至7月初就在广东实行这一方法，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65-166。

　　[1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12, 221;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220.其三个欧籍团均未足额，其大部兵力2200名于1841年、1842年到达。

　　[143]　至1840年10月，虎门口外执行封港任务的英舰为都鲁壹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轮船为进取号（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07, 112, 419）。

　　[144]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14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页。

　　[14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856、860页；《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63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65；《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7]　《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8]　如果当时伯麦因广东虎门有备而不敢进攻，他就不会匆匆离去，而会留下来等待续到之英军。到了7月中旬，英军的兵力在数量、质量上会大大超过清军。尽管当时英军中有人希望能进攻虎门，但未获准。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可参阅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London: John Murry, 1841, pp. 42-43。另外，印度总督于1840年4月7日的备忘录，也规定了远征军立即占领舟山的任务；义律于1840年6月24日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又称当时英军北上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台风（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79—481、488—489页）。

　　[1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52页。

　　[150]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今天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有一处历史学家熟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清代档案。其中有一种“上谕档”，是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以备事后随时查考。轮值的军机大臣亦在此上注签其姓，表示负责。但是，有关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于“上谕档”。军机章京将之誊录于另一种军机处档册——其名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想不到——“剿捕档”。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可是，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因此，尽管战争骤然而至，尽管清王朝全无准备，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道光帝交并轮番操之上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清王朝由“剿”而“抚”，后又回到“剿”的套路上去，一波三折，回旋再现。在今人的眼光中，可谓分寸大乱。

　　决策者自然有权多变，但每一变都会在战场上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从人物的出场来看，上一章的主角是林则徐，这一章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

　　一　初战

　　1840年7月5日，还是北京，一切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两样。

　　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1]

　　这一天，刚由翰林院散馆后授检讨的曾国藩，因客来访而耽误了读书，影响其学问修行，在日记中剖心切肤地狠狠自责了一通，自励须“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够“文章报国”。[2]

　　正当道光帝享以清静时，正当后来以武功名扬天下的曾国藩琢磨“文章报国”之道时，远去北京数千里的浙江省定海县（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舰船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

　　当时在广州出版的中国最早的杂志——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专门在6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舟山的地理位置与航线。尽管伯麦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这位初来乍到，新驶此航线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8天后，英军到达舟山群岛的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