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作者们，很可能从7月2日厦门之战、7月5日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推绎出这种结论。

　　至于谓邓廷桢事先有备，因牵涉到我在第二章 提到的清政府敌情判断的论点，须作一些说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道光帝以邓廷桢督闽，是害怕林则徐在广东的有力措施会使鸦片贩子北上，变福建为鸦片集散地；是看重邓查禁鸦片的经验，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现如同其广东任职的后期一样好。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职后，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命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22]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23]

　　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时，正值该地水师主力被邓廷桢抽调前往泉州一带巡逻。[24]据英方报告，厦门炮台仅有炮5门，岸上亦仅有二三百名士兵。[25]当天晚上，邻近的同安营参将胡廷寅得讯，率兵200名增援。[26]第二天，清军又架起了设炮3门的临时炮兵阵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数量，低于我在第一章 中所述厦门平时设防；而种种临时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么能得出邓廷桢事先有备的结论呢？

　　实际上，邓廷桢自己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据邓廷桢奏折，1840年7月7日，即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得到报告即赴泉州。他此时不知道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认为厦门之战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射”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窜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27]7月13日，他收到诏安营游击的报告，得知澳门葡萄牙翻译透露，英国将派舰船40艘来华，方知窜犯厦门者非为“卖烟夷船”而是兵船。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方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开始着手在厦门布防。[28]

　　邓廷桢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敌情判断当与同人并无二致。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厦门之战（（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战（1840年8月25日），并表示击退了“英夷”的进攻，但上奏人并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起因，乃是英军的封锁。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国的主要海口已经被英军封锁，还兴致勃勃地经常与臣下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不过，英军这种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战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后，他们也放弃了（详见下节）。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29]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

　　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

　　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

　　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30]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