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37]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38]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39]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40]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41]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42]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43]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