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朕之识见为是也。[60]（重点为引者所标）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61]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 ）。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