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百分之五计息。

　　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138]

　　如果我们将此两文件对照，就会发现，《条约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条为《致中国宰相书》中所无，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行商制度。对清朝说来，后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和义律的第4号训令指出，条约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条，是“必不可缺的条件”，[139]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即割让沿海岛屿，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还明确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须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140]由此看来，只有第十条，即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时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何巴麦尊在《致中国宰相书》中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麦尊在其《致中国宰相书》开列其全部要求，必会遭至道光帝的严拒，就不会有主“抚”这一层波澜，更不会有琦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词恭顺”的英“夷”，并不打算开多少“恩”，主持操办的琦善，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裁的有：

　　一、惩办林则徐。

　　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实际操作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141]

　　四、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142]

　　此外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闻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眼开眼闭，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为看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与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进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也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胃。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义律和清方代表琦善，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全权代表本为懿律和义律两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体不适去职。[143]义律成为唯一的全权代表。他虽有“全权”之名，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他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交涉。[144]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其职权范围比义律还小。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全权，而且据清朝的律规，他亦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全权，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他在京请训期间，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无从查考。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对英“夷”的“桀骜不驯”，道光帝是绝不让步，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琦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义律由舟山南至澳门，29日，他发照会给琦善。也就在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广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发照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他似乎没有把巴麦尊训令放在心上，从现存文字材料中，似从未和盘托出巴麦尊起草的《条约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