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的全部内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以后的出牌又不停地变化。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义律来华已达6年，由随员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全权代表，期间从未回国。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得寸进尺。在与邓廷桢、林则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突然实现能与“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从他给巴麦尊的报告来看，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向非常感兴趣，企图诱导这种意向的发展而不是挫败之。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模糊朦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个力压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当然，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来不那么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而对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殊恩”，即可大体成交，而没有想到对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无厌。因此，在步步设防之后，他又作出一些退让：一、烟价增至600万元；二、“代为奏恳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会中不断更换角色，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而不太像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还须指出，尽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这也是义律可以接受、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详见绪论）。

　　实际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琦善对英国的了解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一、“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茶叶大黄制敌说已不再提起，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那么，林已革职、林的举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英国还有何“冤抑”，还有什么理由非分要求不休呢？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既没有人向他说明，而且即使有人说明他也不可能理解。因此，琦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照会上仍游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但在天津经历过6小时争吵的琦善，一直拒绝。1841年1月5日，义律终于搬出巴麦尊训令中的杀手锏，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145]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清军大败（详见后节）。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1月11日，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擅自作主，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代奏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146]很可能在其心目中，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外加英军从沙角、大角两处撤退，还算是有利的生意。琦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也全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风度。他明明知道琦善照会上所允的一切，只不过是“代奏”，算不上是正式同意，尚须得到圣旨的批准，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1841年1月20日，他据琦善照会中那句含义不确的话，宣布已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一、割让香港；二、鸦片赔款600万元；三、中英平等外交；四、1841年2月2日恢复中英广州贸易。[147]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1月2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清军将领，声称有“文据在案”，要求撤退香港岛上清军。[148]

　　义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激起巴麦尊的极度不满，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149]

　　如果说从澳门到伦敦长达6个月以上的通信周期，使义律有充分时间放开手脚越权，那么，从广州到北京仅仅40天甚至更短时间的快报来回，本不应给琦善如此之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可是，琦善抗旨不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12月7日发），态度已有转变，即下旨让琦善准备剿办之事。[150]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12月14日发），认为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毫无希望，遂下旨“乘机攻剿，毋得示弱”。同日，道光帝恐广东兵力不足，命四川、湖南、贵州备兵共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151]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12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