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发），大为光火，下了一道不留任何余地的严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他还下令启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林、邓协助琦善“妥为办理”。[152]

　　此后，道光帝在谕旨中，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琦善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由此可见，道光帝一接到广东谈判的奏报，旨意顿变，由主“抚”而转向主“剿”。而1月6日的谕旨，更是明令关闭谈判的大门。他本因英“夷”的“情词恭顺”而主“抚”，此期的变化亦在情理之中。12月19日以前的“夷情变化”，虽仍不出《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各项要求的范围，但此时对他又成了新鲜事情，可见他对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并无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忘得差不多了。

　　根据清方的档案，前引第一份上谕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前引第二、第三份上谕皆以“六百里”的速度发出。其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在1841年1月中旬。[153]据琦善奏折，他于1月20日收到1月6日的上谕。因此，若按照旨意办事，琦善最晚也应在1月20日改弦更张，转向主“剿”。[154]

　　但是，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27日和28日，双方进行了有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155]谈判陷于僵局，琦善见势不妙，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156]

　　琦善回到广州后，于1月31日拟定了中英条约的修正案，即《酌拟章程底稿》（后将分析），派人送给义律。但义律拒绝此案，坚持己见，并以战争相威胁。双方照会频频。后根据琦善的提议，双方定于2月11日再次会谈。[157]

　　与广东的情势正好相反，1月27日，正当琦善和义律会谈于虎门莲花山之际，北京的道光帝收到沙角、大角战败的奏报（1月8日发），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逆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字寄上谕给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喻？……著即督率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158]

　　这道谕旨于2月9日到达广州，[159]可是琦善仍旧不肯回头。2月10日，即收到谕旨的第二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