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的虎门的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176]1841年，英军采取的却是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而舰船数目是虎门设计能力的数倍！由于林则徐等人的敌情判断失误，虎门的防御体系至临战之际已经来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

　　由此可见，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入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有论者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对此，我在绪论中已经扼要提及，这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林则徐奏折，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时，虎门的清军兵勇共为3000余人。[177]这比关天培的战时编制增加了1000多人。四个月后，1840年10月，广东巡抚怡良奏称：“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这里所称的“虎门内外”，是指虎门外的九龙、澳门和虎门内的狮子洋以上的各处防守，当然，也包括虎门。怡良所奏的“万人”和“撤减二千余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数字。[178]即使以“万人”来计算，参照先前林则徐的奏折，澳门有设防兵勇约3000人，[179]九龙有设防兵勇1000余人，[180]那么，虎门兵勇至多不过6000人。这个数字虽为关天培的战时编制的三倍，却只有虎门交战时实际兵力的二分之一强。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181]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那唯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182]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183]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184]沙角、大角之战后，英方同意暂时停战，条件之一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185]但是，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伯麦于1841年1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否则立即动武。[186]关天培立即复照，表示“排链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帐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为雇船“未能速到”。[187]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关天培的答复是缓兵之计，除排链一项外均未实办。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188]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189]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也有一些论者批评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强虎门防御。我以为，这也要作具体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额而言，调兵并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狭小地区增派兵勇8000余名，琦善似也已竭尽其所能。从全国范围来看，在鸦片战争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如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该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规制建构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

　　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1840年12月26日，他在第一次增兵虎门时便奏称：“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190]增兵本非为战，不过“虚张”而已，目的仍是“开导”。而他后来的增兵，情况自然不同，但从其奏折中可以嗅出他应付道光帝一意主“剿”的严旨不得不为的味道。

　　那么，虎门战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虎门战役的第一仗是沙角、大角之战。1月7日清晨，英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共载炮52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轰击炮台吸引守军；英武装轮船4艘拖带小船，运送地面部队共1461人，在炮台侧后约4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实施迂回攻击。上午10时，英登陆部队占领第一道横向山岭，构筑安炮3门的野战炮兵阵地。登陆英军地面部队遂在其野战炮兵的掩护下，进攻清军山上临时军营。守军虽以炮火还击，但无法抵御居高临下的英野战炮兵，军营起火，延烧兵栅，该军营陷落。英轮船2艘在送完登陆部队后，再次机动，选择有利地形，炮击沙角山上小炮台，压制其火力。攻克山上清军军营的英地面部队，乘势攻占沙角山上小炮台，并续向山谷清军军营进攻。这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已全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参加加略普号等3舰对沙角炮台的轰击。炮台守军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