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可见于当时潜入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教士团中的俄国外交部官员的报告：“关于对英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国官员避免谈此事，而蒙古百姓中只流传一些关于战事的模糊传闻，他们甚至跟谁开战都不知道。”这位间谍通过私人关系才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转引自［俄］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以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30]　曾国藩的读书笔记后编为《读书录》，但打乱了时间顺序，按书籍类别排列，我们已无法查出他这段时间的心得。

　　[31]　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7—362页。

　　[3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8—319页。又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乌尔恭额在此奏之前，于7月6日发出一折，说明听到英军扰浙的消息，决计前往镇海，加强防卫。但该件未标明收到时间，估计以普通速度发送，道光帝于7月20日以后收到，故仅朱批一“览”字。

　　[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6—168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43页。又，在此奏之前，邓廷桢于7月9日还有一奏，称听闻厦门开战，将前赴泉州。因为该奏用普通速度发送，迟至8月6日才收到。道光帝仅朱批“知道了”。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55—156页。

　　[34]　见琦善片，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不过，琦善此时不打算大力向海口增兵，可能是受到谕旨中“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恫疑虚喝，迫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等语的影响。

　　[3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57—358页。琦善采取的防御措施为：一、钉塞沿海各小口，将渔船逐一编号，以防勾结英人；二、调兵2000名以及火炮至天津海口；三、命令村民中之勇壮者与兵丁民壮一体操练。

　　[3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9页。

　　[3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68—369页。此时琦善还代英军购买食物，自称是防英军“借词滋衅”。

　　[3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11页。有意思的是，琦善接收了“咨会”，发出了“札复”，可谓是公文平等。但对英国国王，琦善仍认为不能与“天朝”大皇帝平行，故称“表文”，而只是与他个人相当，故称“移咨”之“公文”。

　　[39]　白含章本是督标左营的千总（正六品），琦善恐其官位太低而被英军看不起，擅自在其复札中将其官位改为守备（正五品），在英方文献中被称为“白上尉（Captain）”。英军南下后，经琦善的请求，道光帝批准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戴，赏戴花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82页）。

　　[40]　在附呈巴麦尊照会的奏折中，琦善虽提到“不敢稍弛防御”，但更多地强调连日大雨给调兵行动带来的困难，并称海口一带“水深数尺”，只能待雨停后方可安排兵丁栖止。在附片中，琦善又详细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隐喻难以克敌制胜，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289—292页。

　　[41]　英文本作Minister of the Emperor，英方译为“钦命宰相”。对于致书中国宰相，懿律和义律有一段解释：“至大英制度，如非礼仪大典，即国主并不与各国皇上移文，而凡国家公务有通外国之件，即降旨命宰相移文照会该国宰相或大臣。此乃历来办理之定制也。”（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页）可见英方完全是按其国内制度行事。清朝的这一体制一直成为中外交涉的障碍，一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方改观。

　　[42]　本书关于道光帝的叙论，多受益于潘振平：《道光帝旻宁》，《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4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89页。

　　[44]　就清朝一般的办事程序而言，皇帝若收到有关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奏折，一般都指示“该部（衙门）议奏”。而对巴麦尊照会，道光帝无法指令某一职能部门“议奏”了。

　　[45]　见《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 第3期（1931年10月）。

　　[46]　巴麦尊在其训令中明确指出：“信的译文，你应尽可能使它正确，不要不必要地脱离英文语法，也不要采用任何足以妨害信实简明而又切合实际地表达原文的中国语文形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页）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82页。

　　[4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621—626页。

　　[49]　关于巴麦尊照会为何会如此翻译，我还不能解释其全部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琦善没有搞鬼。理由是佐佐木正哉在英国档案馆所抄的中文本，与琦呈的进呈本完全相同。我推测，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