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之后，史学界对引用林则徐家书十分慎重。治学严谨的杨国桢先生编《林则徐书简》，不见原件或可靠刊本的均不收录。然因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到这份“家书”的抄本，并收录于《鴉片戦争の研究：资料篇》，杨先生乃据之与国内的《平夷录》、《入寇志》、《犀烛留观记略》、《溃痈流毒》诸本核，收入其《书简》第154—158页，成为该书中唯一以传抄件入选的书札。杨国桢先生又从该信中有“本日早晨”、“新正初三日”之语，据林则徐日记载他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和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日曾发第七、第八号家书，故拟题为《致林汝舟第七、八号》，意为该件是两封家书的摘抄合并为之，可是，就信的内容来看，这份尚未查到来由的家书，有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其证据如下：

　　一、从文风上看，现存林则徐书札，行文儒雅讲究，而此信过于直露，文字亦不考究，放在一起显得不那么和谐。

　　二、该信称：“现在廷寄内云：‘当大伸张挞伐’，又云：‘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计算上元之内，尚有五个折批回，若一直生怒，则静老（指琦善）亦是覆辙。”此语直接攻击道光帝。林则徐此时已是待罪之身，作此不敬之语，林汝舟身为翰林，完全知道此中的利害，必秘藏而绝不示人，又何以公然抄出，广为流传？

　　三、该信称，关天培遣弁来广州请兵，琦善仅许密派200人，该弁来林寓哭诉。林则徐称：“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以不将此情形透彻一奏……”即劝关天培上奏告发琦善。关天培久历江苏戎行，是琦善的属官，当年行海运之事，亦由琦善主持，此时又隶于琦善。按照清朝官场习惯，劝他人部属上告其上司，传出去有辱林则徐名声。我们可看看林则徐劝怡良弹劾琦善的书信，写得何等隐晦，即可了解此中的缘故。何以林汝舟会将此事和盘托出，不怕损害其父的名声？

　　四、该信称，如果琦善将战争的一切责任推为“前事”，即林则徐禁烟之事，那么，他将“拼死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陷于死地，亦要说个明白也”。派人到都察院告状，不合清代官场常规，林则徐久历宦海，深明利害，又何会作此等事，说这种话？

　　退一步说，如果该书确实是林则徐写的，那正如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评价，林则徐对此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就事实方面而言，信中所谈烟价、通商口岸、拒不派援等等，皆为不实之词；就情绪方面而言，这种竭力洗刷自己，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琦善的方法，亦不足取。

　　不管这封信是否为林则徐所写，但当时确实从广东寄出过这么一封信，并广泛流传，当属不易的事实。从后来裕谦的奏折来看，他已经看到此信，并相信了此中的不实之词。

　　[1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2页。

　　[183]　据琦善奏：1840年12月7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虎门密防；12月27日派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肇庆协兵500名前往虎门；1841年1月7日奏称，已派兵400名协助防守沙角；2月14日，又派兵1250名往虎门，并雇勇5800名；2月22日，命先期到达的贵州援兵1000名，增援武山之后的太平墟。以上共计增兵4次，兵3150名，勇8500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05、654、695、814、836页）。

　　[184]　见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有关章节。

　　[18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6页。

　　[18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4—65页。伯麦的照会指出了两点，一是“未将各工作停止”，指防御工事的建设，二是“各炮台已有增添官兵”，指增兵行动。

　　[18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4—67页。从收发文时间来看，关天培是在收到照会后的当日立即复照的，而琦善不在虎门，因而关天培也来不及请示琦善而自行作复。从照会的文字语气来看，对英方是相当顺从的，这在当时的“天朝”大吏中并不多见。排链一事，是指饭箩排至武山的第一道排链于1841年1月18日毁坏，清方称是英军“水底暗算”，英方称是木筏冲破。然而，不论是何原因，民间流传的排链由琦善撤去的说法，不能成立。

　　[188]　此数共包括：一、沙角、大角一带清军1000余名；二、横档一线清军兵勇8500名；三、三门口一带清军师船10艘；四、太平墟援兵1000名。未计及大虎山、虎门寨、三门水道等处清军兵勇。

　　[189]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18页；Keith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2, pp. 195-198.

　　[190]　以上引文分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