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30]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1—168页。

　　[131]　一般地说来，经过100多年的口口相传，很容易失真，就该说法本身而言，尚有两点妨碍定论之处：一、由于当时中外风俗迥异，大户人家女人被生人撞见者即有自认为受辱而自杀者，李喜虽为农妇，但“恣意调戏”仍很难明确事情的性质；二、该调查称，这群“调戏”李喜的英军，为乡人所愤杀（从八九人增至十一人），对照英方文献，似非事实，由此反推前情节，也有不真实之感。英军调戏李喜的说法是当地的一位老人提供的资料。就资料本身而言，有许多错误，后在调查人员的帮助下，逐一得以克服。而李喜的孙子韦祖在调查中对其祖母受辱事始终未置一词，但却非常强调其祖父在抗英中的领导地位。

　　[132]　夏燮：《中西纪事》，第95—96页。

　　[1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86—487、505、604—606页。

　　[134]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4—29页。

　　[13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36]　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卷3、卷26。

　　[137]　麦华生：《在华两年记》；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战记》及《中国丛报》有关文章，以上汉译可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19—419页。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20-125.

　　[13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39]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539页。

　　[140]　以下数段的叙说，我参考了赵立人先生的论文《鸦片战争考释二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41]　1841年6月19日，伯麦由印度返回后，与义律联名照会两广总督祁，通知他担任全权公使的新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9页）；7月5日，伯麦又再次与义律联名照会祁（同上书，第121页）。由此可见，奕山完全明白伯麦的行踪，并知其新升职务。但是，奕山于6月22日的奏折中却称：“现在内外乡民，众口一词，远近传播，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奴才等恐含混影射，必须另委曾识二逆（另一位为霞毕）之官弁验看真确，再行按格奏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05页）道光帝听说伯麦被斩，要求立即查明，“按格奏赏”（同上书，第517、541页）。而奕山却于8月6日奏称：“嗣据通事验看，首级发变，认识不出，闻系英夷掌兵渠魁。”（同上书，第605页）虽说奕山并非明确宣称已斩伯麦，但他有意将水搅浑的做法，却将此事作为一个谜而掩盖下去，致使传讹流播。也幸亏璞鼎查的到来，致使伯麦去职，不然这一谎言将被拆穿。

　　[142]　郭富的报告、麦华生的回忆录、宾汉的回忆录、《中国丛报》的文章皆有中译本，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330、333、368、405页。

　　[143]　歼敌10余人的说法，可见于奕山的奏折，其根据是义勇首领邓彰贤的报告，并称均有首级尸体可验。尽管奕山敢于谎称自3月16日（即杨芳到职）至6月1日，清军共毙伤“黑白夷匪九百余名，汉奸一千五百余名，带兵大小头目约有十余名”，击毁焚烧英军“大兵船九只，大三板十一只，小三板十八只，火轮船一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605—606页）；但对邓彰贤歼敌十余人的报告在奏折上仍不敢确认，声明要验看真确。这与奕山对义勇的评价也有关系。他此时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信中称：“水勇又皆乌合，与汉奸息息相通，胜者纠合求赏，败则反戈相向……”（《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22页），由此看来，尽管奕山向道光帝申报战果，但在内心中仍将此当作“纠合求赏”的举动。

　　歼敌1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王庭兰致曾望颜函，但未说明消息来源，大约是道听途说而已。歼敌2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但观其著作，甚多夸张，自我标榜，此说亦不可靠。

　　歼敌748人的说法，见于钟琦的诗注：“辛丑（即1841年）……英夷在乡村淫掳，粤人愤懑，聚集团勇在三元里要隘设伏，殪其渠帅伯麦、副帅霞毕，斩首七百四十八级……”（《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04页），由该诗注可见，此诗写于1841年之后，作者情况不详，难以判明消息来源，估计是听到事后的传说而已。

　　[144]　其中第一位是1842年的镇江之战，第二位是此前的广州之战，第三位是1842年的乍浦之战。

　　[145]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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