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1页。

　　[11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6页。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9—581页。

　　[114]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42—258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39—541、582页；第4册，第9—12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52—556页。

　　[116]　同上书，第587—588页。

　　[1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4页。梁章钜附奏的报单，因道光帝留中不发，该资料集未收。但据原故宫博物院所编《道光朝留中密奏》，有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五日（1841年5月7日至6月14日）有关广州之战的探报共13份，由于折、单分离，原编者无法拟题，但与梁奏相对照，当为梁章钜进呈（见《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531—545页）。

　　[118]　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前已提及的道光帝下令各省撤防的谕旨。其次是对于收复香港，在同日发出的谕旨中称：“该夷所修裙带路寮房石路，内商既不肯前，各夷又不从此入口，是该夷销货不便，未必日久占据。裙带路与香港毗连，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遇有可乘之机，设法收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82页）既然认为英军不会“久据”，所谓“可乘之机”也可理解为英军撤离香港之时。又其次，道光帝在谕旨中还使用了“善后章程”、“凯撤”等词汇，表明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

　　[119]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63-65; Duncan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2, pp. 169-170.

　　[12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21-423.

　　[121]　伯麦于1841年6月17日从印度返回，而8月10日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伯麦与义律一并去职。因此，伯麦在新任上仅54天，没有做成什么事。

　　[1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07-415.

　　[123]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40—241页。

　　[124]　有关资料皆可阅广东文史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这是一部有关此事件的最为全面的史料集，但在编排上又似有观点先入的缺陷。当然，也有一些论者引用此资料集时的偏向性，引起更大的倾斜，似不应由编者负责。

　　[125]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7-149.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the present period, vol.2, London: H. Colburn, 1842, pp. 149-150.中文译本此处删去。

　　[12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27]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4—149.

　　[128]　除去泛泛地指责英军奸淫妇女的记载外，最具体的是王庭兰致曾望颜信中称“轮奸一老妇人”（《中西纪事》第95页），梁廷枏后也持此说法（《夷氛闻记》，第75页）。此外还有《夷匪犯境见闻录》中称，英军“闯入各乡奸淫妇女，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7页）。

　　[129]　转引自〔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