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官上迁转。1816年以四品宗室出为头等侍卫，后历奉宸苑卿、内阁学士、副都统、侍郎、护军统领等职。1830年，曾一度随前一任扬威将军长龄出征，后又短期外放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此次出征时，他的官差各职共有：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147]本兼各职如此之多，又拥有尊缺（大学士）、要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肥缺（崇文门监督），是因为清朝实行满汉双缺制度，满人，尤其是宗室，仕途更为宽坦；更重要的是，他是道光帝所信赖的股肱大臣，在“奕”字辈的宗室中升迁最速。

　　奕经在京请训后，于10月30日离京南下。11月8日到山东泰安，11月22日到江苏扬州。[148]然而，他到了江苏之后，突然止步不前，在苏州一带停留了整整两个月。

　　与靖逆将军奕山相比，扬威将军奕经似另有气象。

　　据奕经的幕客、自称“于内外机密十能言其七八”的贝青乔称：

　　初将军出都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纡青极言历年招抚，毫无成效，且恐有损国威，将军之志乃决。[149]

　　纡青，为江苏宿迁县举人臧纡青，是奕经的“故友”，此次入奕经幕府，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经身为军事统帅，居然在“抚”“战”两策中游移，很是让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儿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150]琦善在此之前，经军机大臣等审判，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道光帝此次让琦善随奕经去浙江，是否意味着道光帝在“抚”“战”两策中也有游移呢？

　　然而，琦善后来并未赴浙，而是改发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对此，人们常常引用梁廷枏的说法，谓奕经在臧纡青的建议下，上奏制止琦善来浙。此说似误。道光帝改发琦善去军台的谕旨，下发于10月24日。[151]此时奕经尚未出都，而他见到臧氏又在出都之后。贝青乔对此另有说法：

　　及将军奉命出征，大学士穆彰阿奏请带琦善赴浙，将军谓琦善可与议抚，不可与议战，特严却之，而挺身南下云。[152]

　　接照这一说法，奕经在请训时便严拒琦善同行，这两位已经有隙的大员也很难和衷共济；[153]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挺身南下”的英姿，又与前称出都时战、抚“游移两可”的记录自相矛盾，使人不知孰是孰非。

　　尽管奕经、道光帝此时的心态让人捉摸不定，但我们可明显地感到奕经出征时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时沉闷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获夷酋”的心旷神怡的幻想，奕经也全无“剋日进剿，便奏捷音”的踌躇满志的迷梦。经过一年来的战争，他们对困难的估计似更为实际了。

　　奕经的个人经历使之未谙军伍，心中亦无制“夷”高策，于是，他在博采众议、聘贤纳士上效法古风。据称，在他的营门外设有一木柜，凡愿投效者皆可书名入其中，三日后传见，稔知“夷”务者可当面陈述得失。在江苏的两个月中，献策者达400人，投效者共144人，[154]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些人究竟有何高策，史籍上未有记载，但前面提到的奕经“故友”臧纡青，却留下了惊世之言：

　　一、在用人大政方面，招林则徐来浙襄办，力鼓决死抗敌之气；斩余步云等逃将，力挽临阵溃逃之风。

　　二、在作战指导方面，调川、陕、豫兵6000名为生力军，招鲁、汴、江、淮之北勇1万名，募沿海土匪、盐枭、渔疍之南勇2万名；使南勇为耳目，以北勇壮胆气，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等到三城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然后再以大军进击，内应配合，“内外交逼而尽歼之”。[155]

　　在我见到的鸦片战争中的各种军事建策，以近代军事学术的眼光观之，大多不着边际；相比之下，臧纡青的上述提议可谓颇有见地，但执行中又似困难丛生。林则徐不久前由浙遣戍新疆，此时正在祥符河工效力，若上奏请林返浙，岂不逼道光帝出尔反尔？余步云此时为浙江前敌指挥官，若斩之，又以何人代之？从后来长达半年的审讯情况来看，这位“太子太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问斩的。臧氏的建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实有近代游击战争的韵味。可是，此种战法需有良好的组织指导，兵勇亦须训练以熟悉战术，否则激励兵勇的“重悬赏格”，很可能流为谎报战果的渊薮；再则，此种战法旷日持久，据中外历史经验，若要达到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的地步，不能以月为计，而需长达数年，尽管臧氏也提到了“不剋期日”，但他似未预计到如此之久，若此，奕经能否坚持下去，道光帝能否容忍下去，都成了疑问；又再则，此种战法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动员措施，按臧氏的6000名新军、3万名雇勇，一年的军费银高达200万两以上，清朝财政也支持不住。看来，臧纡青已经找到了渡河之船，而尚未掌握操船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