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奕经后来也未用此计。

　　很可能奕经在京时与道光帝达成了某种默契，因而他在江苏呆了两个月，訾议四起，道光帝始终未催他早日赶赴战区，表现出难得的“不为遥制”的豁达态度。据奕经自陈的理由，是所调豫陕甘川等省“曾经出征”过的6000劲旅尚未到达（川、陕、甘调兵至浙，需时约4个月），已经抵浙的苏皖赣鄂四省援军皆为弱师，不足为恃，他恐怕早早赶到浙江，非但不能制敌，反会制于敌。这种充分准备、不急速战的作法，也合乎当时奉为圭臬的“谋定而战”的兵法原则。

　　与奕经的处境相似，璞鼎查此时也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在占据定、镇、宁三城后，数次遣书刘韵珂、余步云等人，表明愿意与清方“全权大臣”谈判，但没有回音；[156]另一方面，手中有限的兵力分据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五处，[157]无法再集结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发起义律卸任前曾策划的扬子江战役（后将详述），更兼北风司令、严冬气候也不利于英军作战。因此，英军在占领宁波后，曾于1841年10月20日一度骚扰余姚，后又于1841年12月27日至次年1月12日，次第兵不血刃地陷余姚、慈谿、奉化三城，皆未久据，即时退出。可以说，战争在此时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间歇。而璞鼎查本人亦在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和舟山将成为自由港。一直到是年6月才北上。[158]

　　英军对余姚等地的军事行动虽不具规模，但浙江巡抚刘韵珂却不如奕经那么沉着，隔三差五便派员前往江苏，催奕经早日到浙悬帜，似乎唯恐将由他一人承担丢城失地的责任。而奕经却不为所动，其举止如同仍在京城任吏部尚书，只是指名参奏严惩守城官弁，[159]冷静如壁上观。

　　奕经此时驻扎的苏州，当时号为人间天堂，为金粉繁华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情。奕经随员6人，本为郎中、员外郎、御史、主事、笔帖式、中书之类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时均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官员，进见必长跪，相称必曰“大人”，而奕经网罗的投效人士又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160]在这些“小钦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随行的数百名京营兵弁。这群人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每日吴县（苏州府首县）供应80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便掷击杯盘，辱骂县令。[161]正如后来的一句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苏州展示出与300里之外同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别的气象。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