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军机大臣等讯明结案，否认了余升、丰伸泰的控词，但仍以“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上闻。[141]道光帝此时又稍动恻隐之心，下令“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142]1月24日，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143]

　　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桩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我在此处连篇累牍不胜烦扰读者，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叙述多有偏误），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回答我在绪论中提到的“奸臣”问题。

　　尽管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词，尽管刘韵珂等人的调查，认定余步云逃离镇海的时间在裕谦之后，但是，150多年来的史学家们言及镇海之战时，仍大多归咎于余步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若今日可读到更多的资料（许多档案材料刚刚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144]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余步云的真相由此而被遮盖了。

　　我在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余步云不属冤狱。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在当时的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如同“杀人抵命”一般详熟。陈连升、关天培、祥福、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谢朝恩，以及后一章将要出场的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京口（镇江）副都统海龄，皆死于战位，并未因战败而逃生；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在厦门之战中驻守石壁，兵败后爬出工事投海而死。这里除了他们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严格的军律又使之自知将领的职责。在余步云之前，虽有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兵败负伤逃往镇海，但按当时的规定，定海镇为水师镇，总兵无守城之责！

　　军机大臣等人之所以拟余步云处斩，非据余升、丰伸泰等人的控词，而是究其在镇海失守中应负的责任。由此可见，余步云罪当此刑。顺带说一句，余步云擅给璞鼎查的“善议”照会，当时并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无人知晓。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余步云“处斩”，时为中国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习惯，这一命令将在第二天执行，也就是中国人的小年夜。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余步云在刽子手刀斧即下之时又作何感想？可以确认，余步云若战死，凭着他太子太保的头衔、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征战40余年的功绩，道光帝对他的恤例，一定会高于关天培和陈化成。

　　五　浙东的反攻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满怀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时，收到了杭州将军奇明保的奏折，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并要求：“迅赐简派带兵大臣，多发京营及各省劲兵，兼程来浙剿办，以期克复。”道光帝随即授奕经为扬威将军，[145]并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八省调兵1.2万人，[146]再次组织大军，征讨“逆夷”。

　　自雍正朝之后，清廷派出的领兵出征的军事统帅，其将军名号，不再新创，而是沿用前朝旧名。其印信亦为当年统帅交回之物。如奕山的靖逆将军，创名于1717年，为富宁安征剿策妄阿喇布坦时始用。此次授奕经的扬威将军，历史更为悠久，创名于清刚刚入关时的1646年，为德豫亲王多铎征讨蒙古等部时始用。而且，扬威将军的名号在历史上使用次数最频，高达七次之多，其中最近的两次是，道光帝于1826年征讨张格尔和1830年征讨新疆玉素甫父子的叛乱。很显然，此次道光帝再次启用扬威将军的印信，是冀求这一屡战屡胜的吉利名号，能保佑清军如同昔日在西北那样，“扬威”于东南。

　　此次受命出征的奕经，同奕山一样，也是皇室成员，其血缘更近，为抚远大将军允的政敌雍正帝的四世孙。奕经的祖父永瑆，封和硕成哲亲王，毫无戈马征战的经历，是有名的书画家。父亲绵懿，封多罗贝勒。

　　奕经的经历，与大多近支皇室成员相似，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