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最初不加意裁抑，后谤议骤起，只得移营百余里，于1842年1月21日进至浙江嘉兴。

　　没过几天，奕经所等待的川陕劲旅终于有了消息，至2月13日，除陕甘兵250人、四川兵300人外，其余皆至浙江。这批从4000里之外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军纪无存，以至在近百年后仍在民间留下了“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的口碑。[162]而至此时，奕经已没有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10日（夏历大年初一）赶至杭州，稍作布置后，于2月27日赶往前线曹娥江一带。此时距其出京之日，共计131天。

　　从理论上说，浙江清军原设额兵3万余名，外省援兵1万余名，又有外省、本省雇勇9万余名，[163]兵力不为不厚。但我在第一章 中已经说明，本省额兵难以抽调；而可以抽调的数千兵丁又在定海、镇海两战中溃败；此时，浙江原设清军只能各保地方，无兵可调。本省雇勇大多不离家乡，能应征调者极少。因此，就实际而言，浙江此时可机动作战的清军，只是在镇海之战后开抵的外省援军1.2万人，以及由奕经等人雇佣的河南、山东、江苏及本省壮勇，据称有2万人。[164]

　　可是，这3万多名兵勇，并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让我们看看具体情况：湖北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驻守杭州，1000名驻守海宁；江西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在余姚兵败，此时被派往曹娥江以北的沥海等处，另1000名奕经认为不够精壮，命其护卫粮台；安徽援军1000名，其中600名驻守杭州；陕甘援军2000名，其中800名驻守乍浦；山西、陕西、甘肃抬枪抬炮兵1000名，其中200名驻守杭州。如此七扣八扣，外省援军只剩下6000名，而壮勇中亦有防守各处者。[165]

　　然而，剩下的兵勇，仍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扬威将军奕经自杭州前往曹娥江一带后，在曹娥江以西的上虞县东关镇扎下大营，自将河南援军10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200名。此处距英军占领的宁波约70余公里，奕经自称在此前路（宁波、镇海）后路（杭州）都可照应。参赞大臣文蔚在慈谿县西北的长溪岭扎下大营，率领江宁旗兵800名、四川援军4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400名，安徽援军400名，共计2000名，此处距镇海约40公里，据称是进攻镇海、宁波兵勇的后路策应。[166]

　　这样，尽管道光帝从各省调集1.2万人的大军，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的只有四川兵1600名（后用于攻击宁波）、陕甘兵1200名（后用于攻击镇海），此外只有那些数量、素质都靠不住的雇勇和余丁。而奕经为了震慑英军，对外“号称精兵十二三万”！[167]

　　如此怪诞的布兵方式，奕经又是出于何种设计？

　　就分兵把守乍浦、海宁、杭州等处而言，比较容易理解。假如奕经对宁波、镇海、定海等处攻击得手，英军溃退海上，若乘虚攻击乍浦等地，清军岂非顾此失彼？更何况当时盛传英军将侵入杭州湾，由海宁直取省城，使浙江巡抚刘韵珂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与布阵相比，奕经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就不仅仅是荒谬了。

　　先是1842年1月25日，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在浙江嘉兴同时梦见英军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等三城“已绝夷迹”，后派人察明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168]又2月10日，奕经至杭州，往据称最为灵验的西湖关帝庙占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一句，三天后，四川援军大金川土兵开到，兵弁皆带虎皮帽，更以为“收功当在此”。[169]于是，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170]来他个“五虎制敌”！[171]

　　在迷信指导下的战事，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来的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心态，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至今仍有其相当的魅力，而在当时实有主宰人们意志的威力。

　　很可能是在这种迷信的力量的支持下，1842年3月6日，奕经上了一道长达4000余字的奏折，详述其反攻浙江三城的计划，并随奏附呈了明攻暗袭兵勇的清单和作战地图。在这份奏折中，我们已全然不见他先前的那份心虚，而漾溢着胸有成竹的强劲自信。[172]又据贝青乔的透露，奕经在战前还为幕僚们举行撰写“露布”的大赛，共得30多篇，他亲自分别名次，“首推举人缪吉榖，详叙战功，有声有色，次同知何士祁，洋洋钜篇，典丽矞皇……”[173]看来，他为此战的报捷而专门进行了一场文字的“演习”。

　　道光帝看到奕经的计划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