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1页。

　　[9]　此时参赞大臣杨芳因病获准回湖南本任调理，参赞大臣隆文因病亡故，广东方面仅剩此四位大吏。

　　[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6页。

　　[11]　从另一方面来看，奕山对福建、浙江官员还是透露一些实情的。1841年8月30日福建巡抚刘鸿翱收到奕山的咨会：英国新到领事璞鼎查送来“夷”书两件：一为义律革职回国，璞鼎查接任领事；一为“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诉各条办理。如广东不能承当，即分船北上，再求宰相商议等语，并有七月初一、二日（8月17日、18日）即行启碇之信”。刘鸿翱收到此咨会时，厦门已经失守，结果由他上奏请旨沿海各地严防。9月3日，裕谦也收到了奕山于8月16日发出的咨会，内容相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3—34、44页）。

　　[1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7页。

　　[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49页。

　　[14]　《清史列传》第12册 ，第3767页。

　　[15]　颜伯焘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清史列传》称道光帝命其毋庸进京请训，误。

　　[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8页。

　　[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13页。

　　[1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37页。此时福建巡抚吴文镕已调任湖北巡抚，由云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的刘鸿翱尚未到任。

　　[19]　详见第一章 第二节。

　　[20]　1840年7月的厦门之战，见第三章 第一节。1840年8月的第二次厦门之战，是封锁厦门的英舰鳄鱼号和一运输船与厦门守军发生的武装冲突，可参见拙文《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1]　周凯：《厦门志》卷3“兵制”、卷4“防海”，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关于这些炮台的火炮数量，我尚未查到有关资料，但据祁寯藻等人的奏折：闽省“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91页）。由此可大致推测其规模。又据英军翻译罗伯聃的报告，1840年7月第一次厦门之战时，厦门岛南岸炮台，即“大炮台”，“可安炮5门，但此时1门炮也未安设”（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223）。这也验证了祁寯藻的说法。

　　[22]　炮墩是用麻袋装填沙土堆积而成的临时性的炮兵阵地。福建的炮墩规制为，高由沙袋五层至十余层不等，厚则最少为沙袋五层，周长10余丈至100余丈不等（见祁寯藻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95页；邓廷桢函，《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578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48—449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79—880页。

　　[25]　这名军事工程师评论道：“虽有两艘载炮各74门的战舰对该炮台发射了足足两小时的炮弹，但毫无结果，并未使对方1门火炮失去效用。我们的士兵进了炮台之后，发现在炮台内打死的士兵很少。”（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174-175）

　　[2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58页。

　　[2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0页。又据英方记载，鼓浪屿共设火炮76位，屿仔尾共设火炮41位，那么，厦门岛南岸共有火炮162位，除去石壁的火炮100位，在石壁以东以西各炮台共有火炮62位。又据颜伯焘奏，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共有守军2799人。但从后来的总兵力来看，在交战时，此数仍有增加。

　　[2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80—981页。

　　[2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53页。

　　[30]　若从全国的范围来评估，那么，厦门地区的火炮数仅次于虎门，为全国第二，兵弁数（不包括雇勇）仅次于后来的吴淞、宝山地区，为全国第二，至于其炮台工事之坚固，无疑为全国第一。

　　[3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49—350页。此次道光帝谕旨中“作正开销”，是他第一次批准鸦片战争的军费可由清朝财政中支出。

　　[3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25—526页。尽管道光帝在谕旨中称：（着吴文镕）“所需支发钱粮，著斟酌筹划，裁汰浮糜，其应用款项，随时奏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