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勇定钱、盘费、器械等费用每名1500文，各勇应允。1842年2月8日，鄂云率该勇由后山泊起程，2月11日到达曹娥。出发时仅给该勇每名500文，2月12日始给口粮钱300文。3月7日，鄂云拨勇50名，埋伏在镇海城外；拨勇150名，交四川府经历濮诒孙管带，驻宁波西乡的邵家渡；拨勇50名，为泗州知州张应云的护卫，驻慈谿骆驼桥；自留勇50名，为其护卫，驻慈谿东门外的清道观；剩下200名，命头目黄得胜管带，参加3月10日攻打宁波西门的战斗。浙东反攻失败后，各勇纷纷逃散，至4月1日，奉命全部撤散。

　　由此看来，鄂云的手段十分清楚了。我们假定这500名后山泊勇全数足额，假定鄂云能够毫不克扣地如期如数发给口粮钱，假定该勇在浙东反攻失利后无一逃亡（这些在当时都会是奇迹）；那么，鄂云实际支出的定钱、口粮钱总计为7450千文。以此数对照他在曹江、绍兴两粮台支领的银钱数，以当时的平价1600文兑银1两为率，鄂云通过多报日期，谎报留勇，中饱军费银共计5631两！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鄂云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么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会向里扒银子而不会向外掏银子。

　　然而，事情还并未结束。鄂云通过雇勇宣称捐钱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户、吏两部奏定的《海疆捐输议叙章程》：[186]平民捐银1.2万两，给予道员职衔；候补、候选官员可将本身职衔按捐例减半，再核其捐数议叙；捐额溢出部分按500两加一级纪录；候选直隶州知州捐银8000两，议予本班尽先补用……等等规定，又按照捐纳时钱1千文按银1两计算的惯例，鄂云凭其12000千文的捐献，若要官衔，可获“道员衔加四级纪录”，若要官职，完全符合“本班尽先选用”。由此可见，鄂云非但发了财，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实缺！

　　鸦片战争对清王朝说来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对鄂云说来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如同鄂云这类人，调子唱得比谁都高，话说得比谁都好听。

　　鄂云是一个小人物，他靠着一名七品笔帖式的堂弟，便可如此贪赃枉法。我们虽不能由鄂云一事例来推断清王朝官员中人人如此，但在当时，利用雇勇做手脚发国难财又似乎不是秘密。许多私家记载对此留下了记载。[187]又按照清朝当时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可从中侵蚀。

　　而鄂云被揭露，又纯属偶然。御史吕贤基只是据听闻举报，道光帝命江苏、浙江官员清查。恰浙江巡抚刘韵珂与扬威将军奕经有隙，[188]于是，便乘此机会，穷追究诘，如实上奏。若刘、奕和洽，以当时官官相护的陋习，很可能出现“查无实据”的结局。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后，命两江总督再查，我因没有找到相应的材料，不知鄂云后来究竟如何发落。

　　奕经在浙东反攻时主要使用的力量是雇勇。从鄂云所雇后山泊勇500名这一实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雇勇既未进行严格的训练，也无合乎近代战争原则的编制；充勇者本人又似仅仅为定钱、口粮钱而来，到军营后仅20余天便送上战场。这样的雇勇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又怎么会不临阵脱逃？反过来又可设想，他们若不逃跑，又岂不白白送死？如此作牺牲对国家、民族一无所益，而对他们本人及家人却是无法挽回无以承受的厄难。就此而论，鄂云等人驱策毫无训练的雇勇上前线又何异于杀人？

　　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档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勇的心思，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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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eorge Beer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pp. 13-14.

　　[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51页。

　　[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476.

　　[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45—751页。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24.

　　[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9—130页。

　　[7]　璞鼎查致巴麦尊，1841年8月14日；麻恭致璞鼎查，1841年8月1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璞鼎查就职到南京条约的缔结》（〔日〕《近代中国》第14卷 ，中译本由李少军先生提供）麻恭在与余保纯的会谈中，曾特别指出：要将璞鼎查的使命尽快报告中国宰相，璞鼎查不与任何未获中国皇帝授予全权的代表会谈，并就英军的北征意图作了说明。

　　[8]　佐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