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页。

　　[1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224—225页。

　　[13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41页。

　　[139]　璞鼎查致巴麦尊，1841年10月31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近代中国》第21卷 ，中译本由李少军先生提供。又，据刘韵珂奏称：1841年11月2日，镇海县童生陈在镐至其衙门，投递“夷书”两封：璞鼎查致刘韵珂、余步云照会，巴加、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照会，但缺璞鼎查、巴麦尊致“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照会两件（案：璞鼎查前次派送照会之人，5日内返回，若从10月16日出发，应于10月21日返回，又璞鼎查10月31日报告已说明其返回，可见第一次投书人并非陈在镐）。刘韵珂因奉谕旨，“不准接受夷书”，又恐将原书退回，会引起英军进攻杭州，遂授意他人，将“夷书”仍交给陈在镐，告以英方照会系交刘韵珂与余步云共同开拆，余步云不在杭州，刘韵珂不愿“独行拆阅”，令其“毋庸呈投”。又告以陈在镐，浙江已蒙钦放将军，即将到来，不如等将军到来，陈在镐再投。此外，刘韵珂还让陈在镐“自写书信一件，遣人寄交逆夷，以缓其进兵攻扰之谋”，又将陈在镐交钱塘县严行看守，“俟扬威将军等抵浙后”，“再行酌量办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98—301页）。佐佐木正哉先生在英国档案馆查寻的档案中，有一件“王定胜信”，谓：“蒙委递公文，十八日到省（11月1日），探问余宫保，未知驻扎何处，刘抚院现有小病，且探得有新放钦差，十月初（指阴历）可以抵杭，刘大人不便作主，我亦不便轻递，只得借居心腹朋友家，待钦差到来，再行呈递，方为妥当。应恐误了约期，有烦挂念，为此觅乖觉人寄书先达……”从此信的内容来看，寄信人王定胜应是刘韵珂奏折中的陈在镐，该信的收信人为“马老爷、甲老爷”，似为当时英军的翻译马儒翰（马礼逊）、甲士立（郭士立）。又该信的附言中称：“路上官兵土兵，自绍至杭，陆续不绝，但未知防守何方，归宿何处，看其器械膂力，较从前定海、镇海几处，似为精壮完密……”（《鴉片戦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42页）。此时绍兴到杭州根本无兵防守，此处作此言，当为刘韵珂为推迟英军的攻势，嘱陈在镐如此，以迷惑英方。道光帝下令奕经办理此事，奕经又将陈在镐押往苏州审讯，查明陈在镐在英方化名为王定胜，1840年英军据定海时，即前往医眼病，与郭士立等人有交往，诘问“夷书”中所言何事，陈在镐称书写时他曾“亲见”、“其中无非要讨几处通商”、“并索要银数百万两”，因此，奕经又将陈在镐“解至黄河以北汉奸较少地方”，“听候提质，将来事定后，再行严讯”。而最为关键的“至所递夷书，据该童生所供皆挟制要求，并非恭顺乞怜之语，应听其随身携带，无庸拆阅”（《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46—447页）。这样，陈在镐送来的照会，刘韵珂、奕经都没有拆阅。后陈在镐作何处理，及所携照会如何处理，我未查到有关资料，不详。又，佐佐木正哉论文中对王定胜的身份说明，当误。

　　[14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68页。

　　[1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17—719页。

　　[14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34页。

　　[1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56—757页。

　　[144]　当时的论者（如《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夷氛闻记》的作者梁廷枏）在言及镇海之战与余步云时，已经涉及许多奏折，因而可推测他们也有可能找到刘韵珂调查此事的奏折或军机大臣等最后定谳的奏折；我在这里引用的史料大多未发表，今日的论者很难去档案馆一一查询，但英方的资料完全可以找到。

　　[1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72页。

　　[146]　具体数字为：1841年9月25日，江宁驻防800名，安徽1000名；10月2日，江苏兵300名，江西兵2000名（以上为裕谦调，道光帝于10月4日认可，而江西兵2000名原调福建，由裕谦截留）；10月12日，湖北1000名，江西1000名；10月19日，河南1000名；10月21日，湖北1000名；10月26日，四川2000名；11月13日，山西500名，陕甘500名；11月16日，陕西1000名，甘肃1000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

　　[147]　《清史列传》第11册 ，第3222—3227页。

　　[1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27—328页。

　　[149]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1页。

　　[1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76页。

　　[1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01页。

　　[152]　贝青乔：《咄咄吟》，《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