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学历、讲究门第的道光朝，刘韵珂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见习，至1826年正式补缺，居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乌尔恭额，出为浙江巡抚。在这短短的14年中，还包括丁父忧在家守制3年。[1]

　　刘韵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车，靠的不是机遇，而是其特有的办事处世的方式：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前者与道光帝的为政宗旨榫合，后者又使他在官场上极有人缘。

　　比如，钦差大臣伊里布、裕谦先后驻扎镇海，但对该地防御似乎并不经意。刘韵珂身为浙抚，自觉有责，并不因为其上有钦差大臣专防而放弃责任，便数度前往劝说，并操劳其事。事竣之后，他并不张扬，而是将劳绩归于伊、裕，上奏时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嗣经钦差大臣裕谦饬令”。[2]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讨长官们欢喜，但在奏折中淡淡的话语，又约约露出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鸦片战争中，刘韵珂顶多是个二流角色。他虽为战事最为纷繁的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但在他之上，先后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和一位将军（奕经）。他并没有真正当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于他的主“抚”言论。可是，在战争之初，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员。

　　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而看到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伊里布的举措，从本能上反感。当接到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潜往英军占据的定海，搜集情报，并得出结论：英军将久据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抚夷”举措必然失败。于是，他将情报上奏道光帝，另对伊、琦稍露微词，绵里藏针。[3]他自知凭其地位，不可能劝说伊、琦，便借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对此不满，两次上奏反讥刘“探闻所未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自称其驻扎镇海，较之“见闻更切，探访更真”。[4]刘韵珂也并不就此撒手，反与颜伯焘联名上奏，称伊里布“纵能振发有方，而襄赞商筹，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并授之专折上奏权，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5]

　　在琦善、伊里布主持“抚夷”事务时期，在林则徐、邓廷桢下台后不久，刘韵珂的这番言论举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对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对此评论道：“在新任巡抚刘韵珂的管辖下，舟山的局势已经恶化”；刘韵珂促发的圣旨，“实质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谕旨中宣布的停战令”。[6]

　　裕谦主浙后，两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刘韵珂热心参与定海、镇海的防御工程建设。裕谦称刘“爱民如子，驭兵有术”。[7]林则徐以四品卿衔奉旨到浙后，刘韵珂更是与之朝夕相处。据林则徐日记，其在浙35天，仅5天两人未谋面，其中有两天是因为刘前往定海无法见面。林则徐后来发配新疆，刘亦往寓所送行。[8]

　　正当一切如愿，刘韵珂踌躇满志之际，1841年10月，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总兵战死，裕谦自杀。刘韵珂闻之如遇晴天霹雳，惊骇失色。定海、镇海防御工程是他所能设想和营造的最坚固的工事，裕谦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足以抵挡“逆夷”的凶焰，那么还能指望什么？不愿接受现实却不能因之不承认现实。惊骇之后是深思。主“剿”的热情因前线的败绩而消退。于是，他在奏折上写了一段意思明确但用语含混的话：

　　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材，实属束手无策。[9]

　　未久，他奉到发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谕旨，以为道光帝的态度发生变化，连忙于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将伊里布发往浙江“效力赎罪”。[10]

　　启用伊里布的建议，被道光帝严词驳回；而道光帝派来的扬威将军，只闻在苏州欢娱。宁波城内英军，屡屡放风欲攻杭州。刘韵珂无兵无将更无退敌良方，只觉得面前的一切无比凶险。他虽在杭州苦心经营，但其防御措施连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内各巷口设立木栅栏，用民人一名守栅，营兵一名副之，昼以帜，夜以灯，鸣锣击梆……种种举措，与其说是御敌，不如说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动的杭州，却也制止了慌乱中乘机抢夺之风，因而民众拥戴，官声飞扬。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折中称言：若战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报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万众涣散之心”。[11]在情绪败坏到极点之时，邻省江苏巡抚梁章钜因病去职，又使之暗生羡意。于是，他又于1842年1月29日具折，声称自己在四川任内便患有风痹，到浙后因军务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闭塞，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将其开缺，至少给假调理，在大厦将倾之际获一退身保全之机。可是，局势败坏到如此田地，道光帝无意也无法换人，仅是朱批嘉语相慰。[12]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来的扬威将军奕经，终于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