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汉的说法与郭富相同（《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87—288页）。伯纳德称，3月10日宁波之战阵亡1人，受伤数人；3月15日慈谿之战阵亡3人，受伤15人（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84, 294）。

　　[182]　从3月10日至3月17日的作战经过，我综合下列资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76、81、83—85、89、98—99、160—163、225页；《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189—199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80—300;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31—263;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78—288页；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pp. 98-1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233-237, 496-504.

　　[183]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00页。

　　[184]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339—340页。

　　[185]　这两份材料现已发表，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62—263、583—587页。

　　[186]　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187]　据贝青乔透露：有人献策于前管宁、镇两城反攻的泗州知州张应云：“北勇由他省咨来，实额实饷，无从影射，不如兼募浙人为南勇，可浮报一二。”张应云立即派绅士李维镛、林锆、范上祖、彭瑜等，领募造册，呈报奕经，雇勇达9000人。“人数既多，不及训练，并不点验。”后来，奕经发现其弊，命全数撤销，而花费银已达十余万两（《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6—187页）。相比之下，鄂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又据张集馨透露，1842年他任汀漳龙道时，龙溪县有勇1200名，“其实并无其事”。而他奉命撤散这些只存在于名册上的雇勇时，漳州知府、龙溪知县皆前往求情，要求再保留几天，因为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免职还乡，路过漳州，地方为此开支达银1万两，“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7页）。

　　[188]　刘、奕矛盾的最初产生，是因为英军于1841年底、1842年初连陷余姚、慈谿、奉化三城，刘韵珂又听到英军欲攻杭州，连连催促驻在苏州的奕经带兵救援，奕经不予理睬；而奕经到浙后，见浙江所造军器质量太差，不仅咨会刘韵珂，让监造官兵“赔修”，而且奏请将监造、验收官员“交部议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1—22页），刘韵珂等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吃赔账，名誉上也大受损害；奕经又自恃为将军，有关军事活动均向刘保密，而刘在浙东反攻失败后，对奕不事战守、谎报战果的行径大为不满。到战争结束时，两人虽未公开决裂，但摩擦事件已有多起。刘韵珂此次揭露鄂云，还专门提到鄂云曾至其衙署宣称与奕经有亲戚关系，暗示鄂云是仗势作恶。

第6章 “抚”议再起

　　从1840年秋开始的战争，至1842年春浙东反攻失败，全部事实都已表明，清王朝在军事上绝无出路。东南各战场上的前敌主帅们，心里也已明白了这一点，却又不约而同地瞒着一个人，即在生死荣辱之门拨动他们命运的道光帝。殷鉴不远。不久前在京城进行的对琦善、伊里布的审判，两位“相国”皆被定罪。这如同遮天的黑云，蒙住了他们的心灵。还有什么比保住官位和性命更为重要的呢？

　　可是，还是有一个人，在这沉默的氛围中站起来说话，公然倡导“抚”议。他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浙江巡抚刘韵珂。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

　　一　“十可虑”

　　在各省的督抚大员中，刘韵珂可视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勉勉强强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亲贵，不是满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记载，想来不过是平常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