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年2月下旬领兵前往曹娥江前线，刘韵珂惊魂稍定。可20天后，这位颟顸的统帅兵败浙东仓惶夜奔杭州。刘韵珂再次跌落谷底，伤透了心，也拉下了脸，下令仅放奕经一人入城，而坚拒其部众于城外。他后来说明的理由是，一怕溃兵扰城，二怕英军尾至。

　　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13]从奏用林则徐，到奏用伊里布，刘韵珂的思想整整转了180度。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后，“抚”议已寝息一年，“剿”意沸腾。在这种情势下再倡“抚”议，颇有风险，且不论圣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谤论也让人受不了。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刘韵珂的“十可虑”。[14]

　　其一曰：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

　　我从本书的第一章 起，就不断地说明清军的腐朽。一次次战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浙江清军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两次大败仗，使浙江境内的清军斗志全消。道光帝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责奕经：“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15]此时正在东河效力的林则徐，闻“浙事溃败”，亦断言“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16]

　　其二曰：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窎远，缓不济急。

　　扬威将军奕经此时向道光帝请求续派各省“劲兵”7000名“迅速来浙”。[17]而前次浙东反攻因待陕甘川援军，足足花了4个多月。此次若按奕经的要求，从西南和西北如此调兵，时间又不会少于4个月。如此看来，奕经非为谋进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计了。道光帝对此大为光火，责备之余，只同意派援陕甘兵2000名，河南、广西兵各1000名。[18]这些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