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即张喜）、塔芬布前来，面为熟商一切，不难早定，所有本大臣等讲话通商之意，张士淳等必能代达也。[180]

　　由此，一名并非朝廷命官“暂戴”五品顶戴的家仆，充当了一个大国在重大事件中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璞鼎查见此，即命其秘书麻恭少校和中文翻译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181]根据马儒翰的提议，因天气太热（8月中旬火城南京之炎热可以想见），谈判地点于当日中午移至南京城外下关一带的静海寺。

　　张喜身为谈判代表，而在下令打扫寺院、布置场所、派定迎候人员、及时向城内大宪通报情况、甚至召集地保通知居民不必见这些隆鼻凹眼的夷人而惊慌逃难诸事务上，大有麻利、干脆之优长，真显其家仆本色，但待到麻恭、马儒翰等人到静海寺投帖、迎见、坐定，结束一整套礼仪程式后，他似乎只成了一名听客。马儒翰将议和条件逐条讲解完毕，恐张喜记忆不清，便展开纸笔，详细开载，并十分具体地叮嘱张喜：一、清方将英方条件再抄录一遍，若有异议将意见写在清方的抄件上；二、第二天中午继续谈判，届时张喜须带来钦差大臣对议和条件的意见和道光帝“便宜行事”谕旨的原件。

　　马儒翰开列的英方条件共有八项，内容包括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182]这些都是张喜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的政府公务。而在张喜的日记中，英方的条件似乎仅仅是赔款3000万元（他大约也只能看懂这一条），于是，又拿出家仆的本事，大为杀价，使之降为2100万元。[183]可我们在英方记载中找不到相应的减价900万元的情节。

　　谈判结束后，张喜回去复命。耆英请其在后庭设座这一优礼使之受宠若惊。他详细回明谈判情况后，将英方要求“三大纸”交给耆、伊、牛。哪知三大宪看都不看，转给幕宾，而幕宾略观数行，便称“窒碍难行”，便束之高阁。

　　8月13日，耆英等再派张喜去谈判，但对英方的要求并无正式的答复。张喜索要英方要求“三大纸”，以便退还英方，哪知幕宾出门拜客未归。空着两手的张喜，忐忑不安地前往静海寺。与之同行的，不仅有塔芬布，还有牛鉴、伊里布派出的五人。这些末微小吏平时只是在官厅中传话端茶，此次派往折冲樽俎，为的是将来上奏时可以保举。

　　这一天的谈判情况可想而知。尽管张喜诡称英方条件由钦差大臣们正在“逐条斟酌”、圣旨原件送往扬威将军处，但英方大怒，指责清方无心讲和，欲调寿春镇兵前来开战。在英方的紧逼下，张喜露出了原形：

　　我们往来传话，有话只管说明，我们亦好回禀钦差大臣……[184]

　　这位清朝的正式代表，内心中仍自我认同为“往来传话”的差弁。又据张喜的日记，马儒翰与麻恭商议后，在谈判结束时宣布：

　　候至天明为度，天明若无回信，即便开炮。[185]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张喜将此决裂情况回禀耆、伊、牛，三大宪惊骇失色，立即找来幕宾，检出英方的条件，决定“一概允准”，仅对付款期限及款项付清前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要求再议。[186]

　　事情就这么简单。原本很复杂的事情，一晚上就全结束了。

　　当天晚上，两江总督衙署内幕宾们很是忙碌了一番。子时（11—1时），张喜匆匆出城，丑时（1—3时）赶至江口，寅时（3—5）来到英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天明”之前。英方收到了耆、伊、牛出具的同意英方要求的照会，收到了道光帝授权耆、伊“便宜行事”的圣旨（天晓得是如何伪造的），收到了牛鉴说明寿春镇兵调动是在议和之前的照会，收到了牛鉴撤回寿春镇兵的命令（标明800里加急），收到了道光帝命牛鉴与英为“妥办”的圣旨。[187]此外，张喜还带来一个口信，钦差大臣另委大员在静海寺等候“议事”。[188]

　　此后进行的谈判，风平浪静。

　　8月14日上午，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和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黄恩彤，与英方代表麻恭、马儒翰重开谈判。先前的那位主角张喜此时只是在一旁伫立，未敢发言。[189]8月15日，谈判继续进行。耆英等人的照会又让一步，不再提付款期限，只要求英方在五口开放后退还舟山、招宝山和鼓浪屿。[190]这一要求并未被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这么看问题。既然清方同意赔款，未付部分就是债务，是债务就得有抵押！不过，他们也象征性地让了一步，将驻军三处改为两处，去掉了不宜防守的镇海城外的招宝山。

　　可是，与谈判桌上的平静相反，谈判场外小有风波。8月15日，英方代表送来璞鼎查致牛鉴的照会，开头便称：

　　至云开仗等语，恐系口传不明，以致听有错误。[191]

　　这等于说，所谓最后通牒只是张喜的虚张而已。

　　我们不知道璞鼎查究竟是不明实情还是故意说谎，但可以肯定，张喜是清白的。这一方面是张喜不懂英语，同行的还有塔芬布等6人，根本做不了手脚。另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英海军军官利洛（Grannille G. Loch）在回忆录中亦称：

　　麻恭少校对本日（13日）的会见极为不满……遂愤而退，临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