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但璞鼎查对此不以为然。[167]

　　两江总督牛鉴因英军攻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未请旨批准便擅发照会给璞鼎查。但此类阐述义理并无实际允诺的照会并不为英方看重，反被逼迫交纳赎城金300万元。具有守城职责的牛鉴于8月4日、5日一口气向英方发了6道照会，允先交30万，续交30万，并请英军后撤。不愿讨价还价的璞鼎查于5日布告，称清方不愿赎城，将立即进攻南京！[168]

　　此时的牛鉴五中如焚，派弁疾奔无锡，请耆英、伊里布速来南京以解倒悬；6日又再次照会璞鼎查，其中有一段妙文：

　　此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大员，不敢具奏，就是扬威将军，亦不敢奏请……本部堂将仪征所贴告示内四条，三次冒死据寔陈奏，幸邀皇上允准，特命耆将军、伊中堂专办和好通商之事……乃正在讲和之际，贵国大帮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169]（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牛鉴的逻辑，和谈的局面是他“三次冒死据寔陈奏”促成的（尽管在档案中找不到“三次”的证据），英方不念及此情反发兵攻其驻守的南京，这种大水直冲龙王庙的行径，真是太不讲信义了。

　　就在张喜到达的当夜三更，牛鉴的差弁闯至耆英的座船。耆、伊商量后，决定派刚刚到达的张喜先行。临行前，耆英送来了五品顶戴，并对张喜保证：“我必奏明，断不至如前次白戴虚顶。”[170]而一年前，伊里布给的是六品顶戴。

　　8月7日中午，张喜赶到牛鉴的衙署，只见他为英军放风当日攻城而急得团团转。颇有一些西洋知识的张喜一掐算，当日是星期天，该是基督徒作礼拜的日子，连忙安慰牛鉴。将信将疑的牛鉴问清伊里布的行程，急忙再给英方发去一照会，告诉伊里布明日到达，想用伊里布善待战俘的名声，来阻止英军攻城的炮声。[171]

　　伊里布于8月8日到达南京，即派张喜前往英舰。

　　自1842年5月伊里布派陈志刚前往乍浦开始，中英交涉已近3个月。从现存的双方照会内容来看，似乎一直未能沟通。这一方面是英方翻译官的汉语水准问题，使英方文件往往辞不达意；另一方面是清方官员害怕留下把柄不愿在照会上写清其意，许多重要信息由送信的兵弁口头转述，而这些少有文化的武职，显得难胜此责。头脑及口齿皆极伶俐的张喜，一登场便是风光不同。他撰写的《抚夷日记》，又是关于南京条约谈判最详尽、最生动的中文记述，以致在美国的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邓嗣禹先生专门将之翻译成英文发表。[172]

　　张喜带去的伊里布照会，并无新鲜内容。马儒翰阅后劈头责问：“俱系空话，于事何益？”但英方深知张喜为伊里布亲信，于是双方的谈话也就“由辰至酉”（即早晨7—9时至下午5—7时），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皆在场。会谈的细节可见于张喜的《抚夷日记》，其于辩论进行于嬉笑怒骂之中而大放异彩。戏剧性的场面频频出现，张喜的言辞机锋不逊于苏秦、张仪。但是，越是完美的记录，越是让历史学家怀疑其掺入了多少自吹自擂的水分。[173]

　　据张喜称，他临别时曾向英方索要“回文”，英方称当日来不及拟就，让次日派人来取。当天晚上，张喜回到南京城时，车马俱绝，伊、牛“皆无定议”。第二天，8月9日，伊里布派弁去取回文，而牛鉴又将许诺赎城的金额从60万升至100万。[174]

　　伊、牛派出的差弁当日未归，8月10日深更返回时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军将于明日攻城。[175]南京城内顿时乱成一片。伊、牛急命张喜再去交涉，而张喜“惟恐往返空谈，不能济事”，便不肯从命，坚请另派干员。或许张喜的这一举动使伊、牛完全顺服。伊里布交给张喜两份照会。第一份具衔为：

　　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花翎前阁部堂署乍浦都统红带子伊。

　　第二份明确承诺：

　　所有烟价、马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

　　与此两道照会同时发出的，还有道光帝允其“便宜行事”的上谕。[176]

　　从伊里布的头衔来看，钦差大臣、头品顶戴并无其事，尽管耆英后于8月15日出奏而道光帝20日批准“暂戴头品顶戴”；他的实职仍是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他却省去了“副”字。可这还算是小事。他发给璞鼎查的那道上谕，是从道光帝两道谕令的文字拼凑的，其中一些意思是上谕中没有的！[177]

　　牛鉴也派人送去一份照会，内称：“一切不尽之言，均由该委员面叙。”又据张喜称，他让人“面叙”的，是“许给赎城金三百万”！[178]

　　这一夜，南京城内的官员恐怕都不能入眠。张喜一行于8月11日丑时（1—3时）出城，寅时（3—5时）到达江面，匆匆赶至璞鼎查的座舰。看来伊里布的照会终于符合了英方的要求，同意进行谈判；而璞鼎查给牛鉴的照会有如一颗定心丸：“赎城之说，自可置之不议。”[179]

　　张喜回到南京时，耆英已经到达。根据与英方的约定，8月12日，耆英、伊里布派张喜、塔芬布（耆从盛京带来的佐领）前往英舰谈判。耆、伊的照会称：

　　兹公同派遣委员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