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如有中国商人欠英商款项情事，“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

　　［释评］　此项交涉肇因于南京条约规定赔偿“商欠”300万元。道光帝8月22日和9月6日的谕旨皆要求下不为例。据耆英奏折，条约签订前，他曾派咸龄等人向英方交涉，获口头允诺。耆英怕不保险，此次想用文字的形式予以确认。

　　三、通商五口只准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奕”，五口以外地区，英方货船、军舰皆不得驶入。

　　四、清朝战后在沿海驻军及修复海防工事，“实为防缉洋盗起见，英国既相和好，不应有所疑虑，或行拦阻”。

　　五、广东、福建等地因不知已订和约而攻击英舰，不应成为“口实”，“以乖和好”。

　　［释评］　此三项交涉依据道光帝8月22日的谕旨，而第三、四项又见于刘韵珂信函第八问和第六问。但是，按照国际惯例，第三、四项属国家主权，既然南京条约没有给英方这些权利，那么清方根本不必与英方商量。

　　六、和约订立并付清本年度赔款，英国应从南京、镇江撤军，退还闽、粤、浙等地。英方暂据的舟山、鼓浪屿亦“不便多泊兵船”，英军“仍宜在船驻扎，不必上岸别居”。

　　［释评］　英方的撤军问题，南京条约第十二款已有明细的规定。耆英就此再度交涉，反映出他对英方能否履行条约的担心，这与刘韵珂的心情是一样的（见其信第二、九问）。南京江面的英舰，是耆英头上的悬剑，因而在条约已作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英方再次保证。或许，这都不对，他根本没有仔细研究墨迹未干的条约？

　　七、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侵夺于民”，也不得对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

　　［释评］　此项交涉的前半部分，即丧失治权的清政府要求英方不扰害舟山、鼓浪屿的民众，当属正当要求；而后半部分已在南京条约第十二款作了规定，“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贸易”。大约耆英认为这些嗜利的“逆夷”不会见利不取，而刘韵珂对此更是大发议论（见其信第四问）。

　　八、“英国商民既在各处通商，难保无与内地民人交涉狱讼之事。从前英国货船在粤，每以远人为词，不能照中国律例科断，并闻欲设立审判衙门，如英国之呵压打米挐一样。但查乾隆十九年仏（佛）兰西人一犯，钦奉谕旨，令其带回本国，自行处置。即道光元年英吉利兵船水手打死黄埔民人黄姓之案，亦经阮督部堂奏请，令英国自行惩办各在案。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重点为引者所标）

　　［释评］　此项交涉的利害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我不得不照引全文。耆英和刘韵珂一样，如何处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纠纷而不引发衅端，成为其心头大患。为了简单明了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他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在他看来，如此中英各司其民，就不会再出现诸如林维喜案那样令人头痛的麻烦了。耆英由此铸成大错！

　　九、中国“奸民犯法”而“投入英国货船、兵船”，英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

　　［释评］　此项交涉的触发点是南京条约赦免“汉奸”的规定。道光帝9月6日的谕旨对此有明确指示，刘韵珂信函第七问题对此亦极为忧虑。耆英虽未收到谕旨和信函，但心灵脉通，明确要求将投入英船的“奸民”交与清朝处置。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来，实际上也放弃了清朝到英船上搜查、逮捕中国罪犯之权力。船桅上的英国国旗成为不法之徒的保护伞。14年后的“亚罗号事件”即为一例。

　　十、英国除广州外，“多得福州、澳（厦）门、宁波、上海四处，系大皇帝逾格天恩”，今后若他国要求去福州等4处口岸通商，“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致生事”。

　　［释评］　就当时形势而言，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与法国的军舰均在中国海岸活动，法国尤甚（后将详述）。刘韵珂信函的第一问就是他国“效尤”，道光帝9月6日谕旨亦称“他国之不免生心”，可知此事已引起普遍的警惕。而耆英的对策确实别出心裁，由英国出面“讲解”。也就是说，以后他国若向清朝要求往福州等4处口岸通商，让他们找英国去！

　　十一、福州等口岸关税税率不一，“自应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

　　［释评］　此项交涉违反了南京条约第十款的规定，反映出耆英仍想沿用广州模式处理其他口岸的事务。由于关税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巨案，我拟放在下一节一并分析。

　　十二、清朝皇帝已同意在南京条约上加盖国玺，英方应同样办理。

　　［释评］　南京条约第十三款仅称条约由双方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并未提国玺一事。但在先前的谈判中，英方提出加盖国玺，耆英奏准，为对等起见，故有此项交涉。[14]

　　由上可见，尽管耆英对南京条约的内容并不满意，尽管他也主动找英方交涉以作补救，但从十二项交涉中，我们找不到能挽回中国利益之处，即使是违反南京条约的第一、第十一项，若以今日标准度之，也毫无益处，而整份照会反潜藏着对中国利益的极大损害，其中第八项又是近代中国治外法权之滥觞。

　　一个半世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