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仅仅在刑部没有任职的经历。

　　1838年，耆英由热河都统调盛京将军。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也颇卖力气，没有丝毫主和的气味。1842年2月24日，道光帝调其为广州将军。当他交代一切，依例于3月28日进京请训时，正恰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十可虑”奏折。我们不知道道光帝派他去广州的真实用意，但可以看出，他的到京日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作为满人，作为皇亲，耆英比起那些中过进士，入过翰林的正途官员，少一些儒教的气味。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无可争辩地是一大缺陷。或许也就是这种缺陷，使之在思考问题时也少一些性理名教的色彩，更具直接性和功利性。至浙江几天后，他便看穿战败的必然，不计“夷夏”之大义，一心欲与“逆夷”讲和。这与同为皇亲贵族的伊里布、琦善相一致。

　　在前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耆英对道光帝主“剿”的一系列谕旨不太放在心上，暗中保持与英方的联络，举止一如广东谈判期间的琦善。但他不像琦善那样直接，那么直率。大约他身边精明的伊里布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而到了最后，与琦、伊不同，他的一切行动都得到批准，这主要是形势使然，同时也让人领略到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巧。

　　就南京条约内容而言，耆英是违旨的。这从前引道光帝对条约的一系列谕旨中可以认定。1842年8月29日当耆英签约时，收到的仅是8月22日的谕旨。尽管他也派黄恩彤等人对英方交涉，要求不开放福州，但遭拒绝后便不再动作。至于谕旨中规定的各通商口岸不准“久住”、行商制度“毋庸更改”等项，他干脆就没有向英方提出。然而，若作为享有“便宜行事”权限的钦差大臣，耆英签约的行为似又并不违旨，因为从经典、律条、祖制中，都找不到对“便宜行事”四字的界定。

　　就历史的现实而言，南京条约虽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件，但作为签订人的耆英并无罪责可言。城下之盟，别无选择。作为战败国，再苛刻的条件也不能不接受。

　　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

　　但是，条约签订之后，两江总督衙署内的气氛并没有因此而缓和。耆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他还没有收到道光帝批准签约的谕旨），二是条约签订后的中外格局当如何办理。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条约内容是满意的，他也像刘韵珂、道光帝一样，正在思索下一步的种种问题。道光帝的谕旨中还有一段劝激的话：

　　是耆英、伊里布自诒伊戚，不惟无以对朕，更何颜以对天下。[13]

　　其实，即便道光帝不说，他也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份，其荣辱福祸系于“天朝”。很可能经历了再三的思量，他决计继续与英方交涉，对条约已经规定的内容和尚未明确的事项进行补救。

　　1842年9月1日，即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当耆英焚香拜折向道光帝奏明签约情况的同时，另一道致璞鼎查的照会也送出了两江总督衙署的大门。也就是，在他未收到道光帝命其继续交涉的谕令、未收到刘韵珂对条约内容充分忧虑的信函之时，便主动行动了。

　　杭州、北京和南京完全想到一起去了。

　　我在前面详细摘录了刘韵珂的信函，具体排列了道光帝的谕旨，在此还将更加详细具体地引用耆英给璞鼎查的照会。因为，在这些文件中，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耆英的照会尤为严重。它是我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

　　耆英的照会分正文和附单。正文提出了交涉的理言：

　　兹蒙大皇帝解嫌释惑，恩准照旧通商，于广州一处之外，又给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俾得广为贸易，实属体恤有加。贵公使所议和约各条，又经本大臣等再三奏恳，仰荷允行……惟贵国所定条款，期于永久遵行；而中国亦有盟言，必须预为要约。盖事定其初，后来可免反复。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

　　这段话的意思是，英方提出的条件，清方已答应了，为使条约能“永久遵行”，清方也有“盟言”，须与英方预先约定。言词中不无希望英方“知恩图报”的意味。看来，耆英对国际条约的意义似乎不太清楚，刚刚签字又提交涉。而“盟言”一语，又让人回想到古代“戢兵会盟”之形式。

　　照会所附清单中，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

　　一、通商五口中，除广州已给英人香港居住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应在港口建“会馆”，英船来港贸易时供英人居住，贸易结束后，英人应“回船归国”，“不必常年在会馆居住”。

　　［释评］　此项交涉可见于道光帝8月18日和22日的谕旨。耆英想按照先前的广州模式来处理其他口岸英人居住权问题。文中的“会馆”即为商馆。按广州以往的做法，来华外国人只能在商馆区活动，贸易结束或冬季停止贸易时应回船归国或前往澳门居住。但是，耆英提出的方法，直接违反了南京条约第二款：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

　　我不知道耆英是没有弄清楚英方拟定的这一条款的含义，还是据道光帝谕旨要求修改了条约的内容。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