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伊交待清楚即可。从谕旨的文字来看，他也不太清楚这次谈判的意义，仅称“办理饷税（即关税）及一切通商事宜”。[34]这与耆英奏折中的措辞完全一致，也与璞鼎查的心愿暗合。

　　道光帝已为耆英所左右，而耆英又被璞鼎查牵着鼻子走。

　　伊里布此时由四品卿乍浦副都统一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10月21日奉旨后，由浙、赣南下，于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他是鸦片战争中获罪官员开复重用的第一人。

　　可是，在此期间，接连发生了三件事：

　　一是璞鼎查得知耆英改放两江，恐广东谈判不能如其心愿，便提出异议，经一番解释后，方认可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

　　二是台湾奉旨杀英俘事件，[35]闹得几至决裂，结果清方派大员调查，将台湾军政官员逮问解京，才算平息。[36]

　　三是1842年12月7日广州民“夷”纠纷，民众火烧英国商馆，最后以赔银子了事。[37]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已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38]

　　民“夷”相安，即中外在各通商口岸相安共处，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如何让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人们相安共处，又是清朝官员难以琢磨之事。由于不懂国际惯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似乎听任英方的摆布。尽管谈判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但从清方主要谈判代表黄恩彤的回忆录来看，只有两件事引起其重视而留下记载：一是废除行商，这在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然行商的取消，意味着作为广东官员大宗收入陋规的顿减，由此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今日机关发不出工资。二是关税税率，清方自以为计的对策是大宗货物加增，冷僻货物议减，以保证国家充裕。[39]看不出他们对英方暗中拟定的“值百抽五”原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税率）有何感受。至于英方提出的花样百出的条文，病入膏肓心力憔悴的首席代表伊里布既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曾向黄恩彤密授机宜：

　　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40]

　　至1843年3月5日，伊里布终于在广州病故。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不愿眼看煮熟的鸭子再飞走，扬言驾舰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继续谈判。英方这种指定谈判对手的做法，也是他们对清朝官僚集团的一种分析。道光帝闻此，于4月6日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通商饷税章程”；并对伊里布赐恤，“追赠太子太保衔”，“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为这位老臣作彻底平反。[41]

　　耆英于4月17日由南京起程，但到达广州尚需时日，为了稳住璞鼎查不致北上，黄恩彤向英方提议，可就当时最棘手的关税税率重开谈判。[42]璞鼎查闻此不免喜出望外。于是，谈判地点由广州转至香港，而站在黄氏对面的是曾在大鸦片商查顿手下做事，深悉中英贸易环节，时任璞鼎查中文秘书的罗伯聃。

　　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进士，在刑部做过主事等官。1839年授江苏盐道。1842年7月，即江苏战场最危急时，迁江苏按察使，未久署江宁布政使。他的出场，非常偶然。先是耆英、牛鉴嫌张喜等微末员弁，拟派大吏出面，而本应充任的江宁知府犯有口吃，便让黄出为谈判代表。这位年轻官员的表现，也引起了英方的注意：

　　黄恩彤年约三十七八（实际为41岁），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举动言谈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即在英国，我还不记得曾经遇到这样举止优雅，恭而有礼，文质彬彬的君子。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43]

　　这里讲的是他的风度，非为评价其智慧，况且英方对谈判对手的欣赏，亦有其利益角度，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南京谈判结束后，由耆英提议，黄恩彤奉旨前往广东，作为伊里布对外交涉的助手，后来又成为耆英的助手和谋士。可以说，中英虎门条约及以后的中美、中法条约的具体谈判工作，主要是由他负责的。

　　黄恩彤是个聪明人，悟性很强，但他的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其对国际法则的无知，因而不可能是罗伯聃、马儒翰的对手。怎能指望他保住中国的权益？

　　耆英于6月4日赶至广州，6月23日，他由黄恩彤等人陪同，前往香港。次日起，与璞鼎查会谈。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在香港互换。6月28日，耆英一行由香港回到广州。至此，中英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此后的事情发展，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就不免有些怪诞。

　　7月12日，耆英上了一折两片，向道光帝报告香港谈判的大体情况，声称已与英方达成海关税则，并据伊里布先前作出的承诺，同意英方于7月27日（夏历七月初一日）按新定章程“贸易输税”。可是，耆英并没有随奏附呈新达成的海关税则，反而称：

　　若必待会奏条例，奉部议复后，再准开市，总在七月之后，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