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2]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3]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4]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5]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6]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

　　林则徐于1841年6月旨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因黄河决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办河工（与琦善定谳同时）。堵口合拢后，仍发往伊犁，至1842年12月来到惠远城。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其具体差使，据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奏折，为“派在粮饷处当差”，[7]又据林则徐书信，实为“终日萧闲，一无所事”。[8]西陲的生活很艰难，据林的书信和日记，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则徐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虽说其“水军”建策不切实际（详见第六章 ），但对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别，有切肤感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9]这虽谈不上是完整的救国方案，但也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到了伊犁之后，林则徐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这本是当时官场的职业病，无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可以看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前信称：

　　东南事局，口不敢宣，无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

　　后信谓：

　　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10]

　　这或许是林觉得李不够贴心，未吐心语，但1843年1月给郑夫人及长子的一信，大概是心里话：

　　昨见京报，扬威（奕经）、靖逆（奕山）及参赞（文蔚）均拟大辟（斩监候），是牛镜堂（鉴）、余紫松（步云）亦必一律。即使不勾（秋后勾决），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11]

　　较之他人的命运，林似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庆幸。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说给焦虑的家人听听的宽心话。我们不能说林在伊犁无心倾听来自东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视这些消息，但他却再也没有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