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广东巡抚叶名琛为男爵，赏给荷包、扳指、烟壶等物品，并在谕旨中大大称赞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24]他以为找到了制“夷”的新方法，即联络民众，利用民气，驱血肉以抗枪炮的力量。

　　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广州反入城斗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它确实不代表中国前进的真方向。尽管今天许多人对民众斗争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我以为，它难阻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的攻势。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由于道光帝的巨奖，朝野上下一派对外强硬的姿态。这并非来自对世界态势的真实判断，而是与战前的盲目性相联。他们只想报前次战争之仇，却忘了前次战争之教训。几年后，恶果毕现。

　　可是，充满喜悦的道光帝已看不到这一后果了。反入城胜利后仅半年，1850年2月，他去世了，将这一切痛苦留给他的儿子咸丰帝奕詝，而他平生最喜爱且驾崩于此的当时世界上最华观秀美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在10年后由英军点燃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

　　伊里布于1843年3月在广州病故，未留下对国是的遗言。

　　杨芳于1841年7月即广州战败后，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帝下旨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25]可他后来未能“报国宣猷”，而是1843年以老病获准开缺，回贵州家乡度晚年。1846年病故，享年76岁。史籍称其“著有《平平录》等书凡十余种”。[26]但没有听说他对战后中国有何建策。

　　奕山于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43年初锁拿至京，圈禁于宗人府。是年9月释放。未久，以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以后，他在新疆迁转多职，1850年授伊犁将军，曾多次平定当地的反叛。

　　与他人相比，奕山应有较多的机会表现，因为他的职守恰在大力扩张的俄国的正面。可是，他给清朝带来了一次次灾难。

　　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吞并哈萨克之后，开始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多次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通商。道光帝恐拒之而引起事端，命伊犁官员妥议具奏。奕山等人经研究后，同意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奏上，道光帝去世，咸丰帝交理藩院再议。理藩院同意奕山的意见，通知俄方派员前往伊犁订立条约。[27]

　　1851年7月，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代表科瓦列夫斯基（E. П. Koвaлeвcкий）在伊犁谈判。俄方提出伊、塔两城通商办法按1792年“恰克图市约”办理。不知“市约”为何物的奕山，见俄方递出条约“官衔人名均无错误，谅非该夷捏造”，便同意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了字。

　　按照平等的“恰克图市约”订立的新条约，对中国却极为不利，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条约规定“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这在恰克图是对等的，因为地处边界；可在中国内地的伊、塔两城就不对等了，中方并不拥有对俄国城市内中国商人的司法权力。结合条约其他规定，实际给予了俄方领事裁判权。二、条约规定，两国贸易“彼此两不抽税”，[28]这也是仿效恰克图的做法。可免税在中国境内城市实行，俄国并不开放相应城市，实际成为单方面免税。三、条约规定设立“贸易亭”，又称“买卖圈子”，由俄国治理，与租界类似。当然，签约的奕山并不知这些利害，反在奏折中称：“可以行之久远。”[29]诸如此类的腔调，我们已从前一章耆英处领教过。而咸丰帝也同其老子一样，顺利批准条约。

　　1856年1月，奕山授黑龙江将军。此时正值俄国武装航行黑龙江，奕山不敢阻止，只是侦察、上报而已。[30]1858年春，咸丰帝因俄方多次要求“分界”，命奕山与穆拉维约夫（Н. Н. Mypaвьeв）“会同查勘”，并指示“务当恪守旧约（指尼布楚条约），勿使该夷肆意侵占”。[31]奕山接旨后，由齐齐哈尔赴往瑷珲。

　　此时的瑷珲，军事上已不再是中国的内地。自俄国多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特别是在海兰泡（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擅设军事基地后，瑷珲已成为俄国炮口下的一座危城。1858年5月23日开始的中俄谈判，弥漫着城下之盟的气氛。在俄方“鸣炮放枪，势在有意寻衅”的压力下，奕山如同17年前在广州，一下子屈服了。5月28日他签订的“瑷珲条约”，出让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改为“两国共管”。[32]

　　1859年中俄北京会谈中，清政府否决了“瑷珲条约”，奕山因此被革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于次年复出，任署镶白旗满洲都统。此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1871年授内大臣，并开复其在鸦片战争前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的官职。1874年，以病开缺。

　　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