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又不知情。1850年神光寺事件发生时，他在外阅伍，回到省城后，不同意林则徐的激越的方式，仍想采用其惯行的阴招（不让工匠整修房屋，不让房主收租，又因入城英人一为教士、一为医生，不让民人前往听教就医）以迫英人退出。可是登基未久的咸丰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对他多加申斥。刘韵珂坐不住了，是年12月前往浙江阅伍，行至严州（今建德境内）又生病了，要求给假。咸丰帝看穿了他的把戏，将计就计，将其开缺，“回籍调理”。而刘韵珂去职不久，福州口岸贸易巨增。

　　整整咸丰一朝，刘韵珂默默无闻。至咸丰帝死后，他于1862年应召赴京，次年以三品京堂候补，未久因病回籍，1864年卒。

　　牛鉴于1842年9月被革职逮问，后定为斩监候。1844年释放，交河南巡抚差委。因治黄办捐有功，1845年授主事（正六品），他却要求回籍。1853年应召参与镇压捻军，加按察使衔。1855年因病乞归。1858年死于家乡。没有听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何设计。

　　耆英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持清朝对外事务。在第七章 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所抱定的宗旨是：避免衅端，尽力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耆英一点也不喜欢“夷”人，可为其宗旨，不惜低三下四与“夷”人打得火热，毫无“天朝”大吏的威严。他去过香港，去过澳门，多次去虎门等地与西方使者直接面谈，即对他们的照会也十分重视，几乎是有照必复，毫不拖延。除了公务交往之外，他还特别注重私谊，互相宴请，互赠礼品，企图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把两国公事当作家事那样有商有量地私下解决。他的主要对手，自然是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而他写给英国公使的私信，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言，有如情书。[39]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对外事务的时期，确实中外关系比较和缓。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得来的，只是他对这些利益尚无认识。道光帝也很满意这种安静的局面，1845年3月授其协办大学士。

　　然而，耆英的做法必不能行久。广州士绅民众不满意，怎能如此不辨“夷”夏？英国官员亦不满足，他们手中有各种各样的新要求。民“夷”相安的局面仍被打破，爆发点是广州入城问题。

　　1843年，璞鼎查提出入城要求，而战后广州民众对英“夷”的敌忾，使耆英不敢答应。1845年，新任英国公使德庇时再提这一要求，耆英仍以“民情未协”相推诿。是年底，清方支付最后一笔赔款，按南京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