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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屏风,就只有我的桌子下面可以藏人,你要不要看看……”
安德烈垂着头,似乎没有听到检察长的话,他的脑子里仍然是各种混乱的问题。
可是……可是,中年男人为什么要跑到检察长的办公室?又为什么钻进一个储物间,再费力地爬过一个通风口?他这么做等于是在发疯!还是我自己疯了?
安德烈抱着头,感觉额头滚烫;头痛再次突袭,他的头骨好像要裂开了,好像有一辆轰隆隆的列车正要碾过……
我一定疯了,一定看到了幻影。
“孩子,你太累了,最好回去休息。我会跟铁路公司打招呼,多给你几天休假……”
安德烈踉跄着站了起来,摇晃着走向房门,走向无法避免的命运。
在梦里也曾寻你
列车的命运就是奔波,停下的那一天就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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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当晚没有回铁路公司的宿舍。勒阿弗尔的火车站和附属设施面积广阔。安德烈顺着铁轨乱走。清冷的灯光下,锃亮的轨道相互交融,随后又分道扬镳。偏远的车库那边有十几条并行的铁轨,上面停靠着明天将会奔向各地的车皮和机车。
安德烈找到了他心爱的“珀涅罗珀”。钢铁的车体已经和冷风一样冰凉刺骨,但是锅炉永远保持温热,火焰已经熄灭,却仍然闪动暗红的光芒。安德烈轻轻抚摸那些永远带着一点儿机油污渍的拉杆、开关、拨盘……
光滑的表面和柔和的弯管,少妇圆润的胳膊肘;
圆圆的仪表盘里面灵动的指针,姑娘们调皮的眼睛;
半球形的锅炉盖,孕妇坚挺的肚皮;
水箱边上一点点冰层,少女润湿的嘴唇;
他曾经无数次抚摸的栏杆,女人滑溜溜的脖子……
?
安德烈低头凝视着自己粗大的手掌,它们是否和我一样发疯了?是否曾经攥住那白皙、迷人的脖子?
为什么那双手在颤抖?因为寒冷还是愧疚?为什么我身子冰凉,头脑却像滚烫的岩浆?
为什么?为什么?
银灰色的裘皮大衣,浅黄色的短上衣,灰色的裙子,蓝色的纱巾。
银灰色,浅黄色,灰色,蓝色。
光滑的小腿,纤细的手指,粉红的嘴唇,洁白的脖颈,殷红的指印。
疯狂,死亡。焦虑,快感。
逐渐收缩的手指,失血的脸颊,不断突出的眼球。
罪恶,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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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呆坐在列车上,坐了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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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早晨,安德烈打昏了接班的火车司机,和皮埃尔驾驶“珀涅罗珀”离开勒阿弗尔。穿过那个隧洞之后,当惨淡的冬日阳光再次照耀冰火两重天的驾驶室,安德烈跳下了列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安德烈被埋在市郊的公墓。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宣布投降。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军占据勒阿弗尔,市政府悬挂纳粹的旗帜。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格锐检察长投身“巴黎—勒阿弗尔”特快的铁轮之下。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德国指挥官委任查尔斯继续担当本地警长。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格锐先生下葬在家族墓地。
再为我拭去泪痕
机车、煤水车、客车、货车,所有的车厢首尾相接,同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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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和一年前同样阴冷的天气。
查尔斯警长出现在市区边缘的公墓。在墓碑的丛林中游荡了片刻,他找到了安德烈的墓碑和旁边无名无姓的女人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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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杜弗勒,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愿上帝宽恕一切软弱。
身份未知的女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愿死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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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质地的石头墓碑,同样粗糙的字迹,下面肯定埋着同样简陋的棺木。
他们的命运偶然交错,却又必然汇合。
查尔斯捡起一块尖利的石头,在无名墓碑上刻出了歪歪扭扭的名字:玛丽·奇朋。
他把带来的一束花分成两半,奉献给两个战争的受害者。
查尔斯犹豫了片刻,最终坐在了两个墓碑中间,轻声地诉说:
“安德烈,很抱歉,我一直没有来看你。要知道,我也有点儿愧疚——原本我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警长叹了口气,“可惜,我不知道你那天晚上又去找检察长……他以为你足够坚强——不对,是足够坚韧。那个老好人习惯了用自己的柔韧的个性来揣测别人,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无法面对德国人,最终选择了和你同样的轨道,甚至是同一趟列车。”
查尔斯抚摸着粗糙而冰冷的墓碑,那些铁轨应该更加冰冷,更加坚硬,但是在严寒中也更加脆弱。
“听到你自杀的消息,老格锐深受打击,认为自己有责任。他难过了整整两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说他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大概一个月之后,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里,他把我找去。是的,就在他的办公室,你很熟悉的办公室,永远温暖舒适的检察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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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格锐检察长一反常态没有稳稳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在查尔斯的背后踱着步子,害得警长不停地扭头。
“您想要再讨论安德烈的案子?是关于火车上的无名女尸,巴黎方面有进展吗?”
检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巴黎的人都在谈论战争和马其诺防线!”
“您应该知道,多数本地人都猜测是安德烈发疯了,在列车上突然发病掐死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女人。他随后闯进殡仪馆,自称在海滨见到死者和矮小女人,最后又认为中年男人穿墙而过……这些都很符合疯子的表现。另一方面,我去铁路公司仔细调查了,他的工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