艘可载客八人，每人收两个铜板，如果不想跟人挤的话可包船，十六个铜板。还有很大的戏舫，沿途卖艺，戏子就在途中排练，戏船上还提供鸦片，出得起钱就有17。

这些戏舫的主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洋人请上船，固然是想赚点钱，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论，真诚好客和热情也是有的。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磨坊伙计洗了澡，大口吞着青菜白饭，很欢迎带人去看看那十一个大磨盘和推磨的老牛。夕阳西下，一伙木匠、泥瓦匠聚在街角遮阳篷下吵闹着、吃着酒菜，也会招呼路过的洋人坐下来。一群群健壮如牛、或光着脚板或穿着草鞋，身上几乎不着衣物的苦力，扛着扁担和空荡荡的挑索，在铺棚和市场间或蹲或站，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耐心等候好几个时辰，图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们还是会快活地同你打招呼，表现一片善意18。

洋人叫得出一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调的变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权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产权都归他们所有，并居间把洋人的请求和抱怨转呈官宪。伍浩官、梁经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库房也建在十三行商馆东西两侧的珠江岸边。此外，人人也都识得官府的“通事”，1836年的通事有五个：阿唐、阿通、小唐、赖才和阿衡（均为音译），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挨门挨户转达重要消息19。

我们知其名的还有上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诊疗所看病的人，挂号簿上仔细登记了他们的名字。伯驾的“普爱”（或译“博爱”）医院在1835年下半年开办，设在新豆栏街（Hog Lane）七号“丰泰行”的二楼，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从1835年11月4日到1836年3月4日之间，就收治了九百二十五名患有白内障、肿瘤、脓肿、耳聋、偏瘫等各式疾病的人，其中有米商阿兆、阿洁姑娘、衙门里的书吏马泽敖、兵丁张山、裁缝庞氏（均为音译）等20。

初见新豆栏街，实在不像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医院院址位于这窄巷的北端，远离河岸，靠近那条划为洋行商馆区北界的通衢大道。伯驾选这地方自有他的考虑，“病人来去可不用穿过商馆，惊动洋人，本地人也不会因为进了洋人的屋子而遭人物议”。竹签上头写了汉字和英文，由楼下的杂役发给前来问诊的人（有些人已等了通宵），然后一一上楼，伯驾治得了的就全力医治。病人小至六岁，大至七十八岁，有男有女，且人数极多，令伯驾颇感意外，他说：“我以为在诊所里医治女性病人会有困难，女子走进洋行被视为是犯法的”，但由于多半都有男性亲属陪同，既可照料也省得让人闲话，“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女性病人大约占了三分之一21。

还有一些人，虽叫不上名字，其经历却也让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完整的印象。两个瞎了眼的女童，顶多不超过九岁，拿着木碗讨饭，相互扶着走到广场，她们虽然衣衫褴褛，光着脚，满身虱子，可她们依然有说有笑22。书贩肩挑两筐时兴小说，摇着拨浪鼓，挨家挨户向伙计工人卖书，好避开约束书铺的那套规定。他把手中货色给前来问货的洋人瞧，说他心里对官府的规定并无怨言。他赊账批来的一千多本书已卖得差不多，只剩下他现在挑着的这三百本软面装帧的小薄书23。

广场上有几排货摊，卖的东西不同，叫卖声也互异——卖水果糕点、甜食羹汤、猫狗、各类家禽，还有连着蹄子的大块马肉、一串串风干的鸭舌头，那鸭舌形如锥，硬如石24。还有人怂恿客人去看那漆得鲜红的西洋镜，或是搭座小戏台，搬演木偶戏。上年纪的妇人带着针线席地而坐，给人缝补衣裳，或是摆些博彩游戏摊，赢的人可得一双鞋子；郎中给人拔罐疗伤；修补匠坐在铺棚里修理挂锁、烟筒、玻璃陶瓷器皿和金属容器；玩鸟的人三五成群蹲坐在一起，爱鸟或在笼中，或栖歇在棍棒上，或是让人捧在手里抚弄25。

三条穿过洋人商馆和寓所的街道把行馆区的房屋划分成四块宽度不等的街区，每块街区都是店铺林立。最宽的“靖远街”（Old Chinese street）有十二英尺宽，“同文街”（New Chinese street）和新豆栏街稍窄一些。总的来说，这几条街窄到几乎动弹不得，被人挤得晕头转向，也可能被抬着四人大轿或挑着重担的苦工狠狠撞上一下26。道士，尼姑，和尚，捕鼠人用扁担挂着十几只老鼠，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换银两铜钱的人，从城外山上捉蝈蝈来卖的人——全都挤到这里27。卖着洋人可能会喜欢的贵重物品的店铺，用罗马字母标着店主的名字，还用英文将货品描述一番：象牙雕刻、玳瑁壳、珍珠母贝、各色丝绸、漆器、虫鱼花鸟画或以著名战役为题的画，其中身穿红色军装、头戴三角帽的英国人在清兵枪炮猛击下，直挺挺地列队坐在地上。每买一件东西，都得从店主处取得文书或让店主在货单上盖章，否则人离开广州时，东西会被没收28。

183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通往广州近郊的一条小巷口处，一具死婴躺在垃圾堆中的提篮里，身躯弯曲，微微浮肿的头颅挂在篮筐边上。巷口很窄，一个从乡间散步回来的洋人路过时不得不跨过提篮，他的腿还悬在半空的当儿，看到了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