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容器；玩鸟的人三五成群蹲坐在一起，爱鸟或在笼中，或栖歇在棍棒上，或是让人捧在手里抚弄25。

三条穿过洋人商馆和寓所的街道把行馆区的房屋划分成四块宽度不等的街区，每块街区都是店铺林立。最宽的“靖远街”（Old Chinese street）有十二英尺宽，“同文街”（New Chinese street）和新豆栏街稍窄一些。总的来说，这几条街窄到几乎动弹不得，被人挤得晕头转向，也可能被抬着四人大轿或挑着重担的苦工狠狠撞上一下26。道士，尼姑，和尚，捕鼠人用扁担挂着十几只老鼠，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换银两铜钱的人，从城外山上捉蝈蝈来卖的人——全都挤到这里27。卖着洋人可能会喜欢的贵重物品的店铺，用罗马字母标着店主的名字，还用英文将货品描述一番：象牙雕刻、玳瑁壳、珍珠母贝、各色丝绸、漆器、虫鱼花鸟画或以著名战役为题的画，其中身穿红色军装、头戴三角帽的英国人在清兵枪炮猛击下，直挺挺地列队坐在地上。每买一件东西，都得从店主处取得文书或让店主在货单上盖章，否则人离开广州时，东西会被没收28。

183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通往广州近郊的一条小巷口处，一具死婴躺在垃圾堆中的提篮里，身躯弯曲，微微浮肿的头颅挂在篮筐边上。巷口很窄，一个从乡间散步回来的洋人路过时不得不跨过提篮，他的腿还悬在半空的当儿，看到了篮子里的东西。他又是惊讶、又是迷惘地盯着婴儿的脸孔，而一群路过的中国人也以同样迷惘的眼神看着他29。

注释

1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卷二，196页；关于城墙顶部，见《中国丛报》卷四，536页；关于绕城散步一事，见《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1836年1月26日，关于大火，见《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5年11月28日；关于公行的屋顶，见唐宁《番鬼》（Fan-qui），卷三，74页。卫三畏在一封给他的兄弟弗雷德的信（1835年11月24日写于广州）中谈到了这场大火，见卫三畏手稿，547页。

2　希拉德《家母日记》（Journal），78—82页；亨特《番鬼》（Fan Kwae），74页；关于1840年制订的公行详细规划，载于马士《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卷三，1页。

3　有关鸦片贸易，见霍奇《孔雀号》（Peacock），347页，注20；关于邮件等商务点滴，见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商务指南》（Commercial Guide），11页。关于奶牛，见金和克拉克合著《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广州纪录报》1834年8月26日、亨特《番鬼》，50—51页；建筑的图示，参见赫奇翁《钱纳利：其人其迹》（Chinnery），65、78、109页；关于旅店，见唐宁《番鬼》，卷一，259—267页。

4　亨特《番鬼》，12—15、18—19、78页；赫奇翁《钱纳利：其人其迹》，65、78、109页。马礼逊对那场大火的生动描述载于《中国丛报》，卷四，34—36页。关于1730—1832年间各时期公行及岸边的全景，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卷一，192、256页；卷二，144页；卷三，218、368页；卷四，64、336页。

5　亨特《番鬼》，54—55页。

6　同上，46页。

7　《中国丛报》，卷四，437页。

8　霍奇《孔雀号》，158—159、343—344页；希拉德《家母日记》，153—154页。

9　斯蒂夫勒《语言学生》（Language Students），621、187页。

10　详见注9；亨特《番鬼》，19、37页；史蒂文斯《福音》（Gospel），432页；巴雷特《漫不经心》（Singular Listlessness）。

11　《中国丛报》，卷四，535页；马礼逊《商务指南》，46页。

12　亨特《番鬼》，27、37—39页；《中国丛报》，卷四，428—435页；《广州的混合方言》（Jargon spoken at Canton），《广州纪录报》1836年2月6日；马礼逊《商务指南》，xii页后的词汇表；费正清《贸易》（Trade），13页。唐宁《番鬼》，卷二，124页。

13　《中国丛报》，卷四，432—433页。

14　引自亨特《番鬼》，22页。

15　同注14，8—9页。

16　《中国丛报》，卷四，189页；霍奇《孔雀号》，180—181页。

17　《中国丛报》，卷四，44、342页。

18　《中国丛报》，卷四，192—193页。

19　亨特《番鬼》，21—24、31—32页；《中国丛报》，卷五，432页。

20　《中国丛报》，卷四，464—471页；与胡六（Hoo Loo）相比，1831年胡六死在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中国丛报》，卷三，489—496页。

21　《中国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