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冲到马路上来，淹死在河里……同时街上会堵满被践踏的尸体”。但没有一个人同意西勒的建议，一教士宣称，现在是“对太平军采取迅速而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这个相反的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8

没人料到天时有变。1862年1月26日下起大雪，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雪停了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逐渐下降。到1月30日，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十二度。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达二十多天之久，《北华捷报》称此酷寒气候“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9

这场大雪对太平军乃是一大灾难，他们没有足够的冬衣御寒，既不能突破郊区防线，也不能打碎堵塞河道的冰块。“我们动弹不得”，李秀成一语道之。10

1862年初这几个月至为关键，太平军的攻势被天气所阻，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既没占领非租界区，也未能打败洋人。1862年暮春，曾国藩的弟弟率官军从安庆出发向下游挺进，趁太平军兵力空虚之际，攻占了雨花台脚下的战略要地，扼长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门之间。李秀成放弃夺取上海的打算，1862年秋回师攻击官军在天京周边筑起的防御工事和围栅。他用尽办法来破坏官军工事，却是劳而无功。11

太平军的处境固然严峻，但他们所受的苦远远比不上这一带的百姓，战事无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对付八路来回征伐的人马，包括太平军的野战部队，与太平军松散结盟的秘密社团和其他非正规军，独立的水陆帮匪，地方团练和农民自卫武装，由像曾国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队官军，归江苏省官员统率的朝廷正规军，由清廷雇佣、由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指挥的洋枪队，以及由英国人指挥，以海军上将何伯（Hope）和陆军准将士迪佛立（Staveley）为首的西洋各国海陆联军。

在这一年多来，从上海经苏州到长江边，甚至直至南京城下的洋人和中国人，不管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皆可见到荒凉景象，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了：在这片长宽各约八十公里的地区，每间房舍几乎都被破坏，或是烧掉一角，或是拆了门板屋梁。这些木料或是充作军队的薪材，或是用来搭建浮桥，或是充作防御工事，绕村而立。在这些用作短期营地的村庄里，男丁被各方人马强行征用，妇女则被掳走，徒余“炮弹壳与白森森的尸骨间杂相伴”，三五老人收拾断垣残壁12。这些村落的“房舍尽毁；满地污秽；尸骨或弃之于野，或于沟壑，听任腐烂”。江边的屋舍都遭洗劫，有时连绵数十里而不绝，百姓顶多只能睡在简陋的草房或芦苇棚下。13

只要能拿来烧的东西，不管是木材、干草、棉花梗、芦苇，价格都翻了一两翻。村民以“老人为主，脸上满是痛苦绝望”14，站在河边，拿出小篮，里头有一点鸡蛋、橙子或小块猪肉等。在路上遇到的村民，脸上刺着“太平天国”四个字，表明他们是从战场逃出，又被太平军军官抓到，以此方式警告他们不要再开溜。有些人脸颊下陷，上有疤痕，是因想用刀刮掉脸上的字。15

旅人遇到的难民，有些是三五成群，有些则多达三百五十人左右，男女老少皆有，还有些残疾人，有的扛着家当，有的扛着旗子和长矛，有的空手而行。西方传教士循陆路走过废弃的村庄，只见尸骨四处散落，动物在残垣间觅食。而走水路的传教士发现，他们有时要从浮在河上的腐尸之间慢慢开出路来。16一个在苏州附近旅行的传教士看着眼前的尸体“直想吐”，有一幅景象长驻心头，萦绕不去，“一个小孩活活饿死，干尸撑坐在中国人给还不会走路的小孩用的那种似椅似床的东西上”17。

就连那些英国退伍军官也深有同感。他们见多识广，早对战争引起的苦痛习以为常了，起先讥讽传教士多愁善感，过于夸大苦难，到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所有我们有机会去过的地方”，英国远征军军需官渥西雷（Garnet Wolseley）写道：“人民的痛苦和惨状无法以笔墨形容。一大家子挤在用芦苇搭成的矮棚里，刺骨的北风从破敝处呼啸而入，这些人衣衫褴褛，蜷缩在一起以取暖。老人沮丧不乐，太过虚弱，无法工作，而孩子的脸上饿到露出渴望的神情，凡是见过这场面的，便会永难忘怀。”18

人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现实，而日子也还在这么继续下去。有个洋人在大雪停了之后，随巡逻队到乡下去侦察了一两天。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名中国男子的尸体，一把长矛刺穿了他的脑壳。接着他们发现自己走在一条满是脚印的小路上，小路积雪很深，在尽头有一伙村民聚在一起，躲在仍在冒烟的断垣残壁间喝茶守岁，等候大年初一的来临19。

很多中国难民涌向上海，太平军和其他军队动向的流言决定了他们的步伐快慢：有时他们“匆忙沿街路狂奔，有如一群受伤的鹿”，有时则“带着日渐减少的食物和衣服蹒跚而行，脸上布满惊恐之情”20。太平军攻下杭州等城镇时，乔装改扮混在难民里进城，官府为了防止旧事重演，干脆下令关闭城门，拒绝难民入内。外国租界的滨江大道和码头上挤满了人，饥荒和疾病蔓延，外国人采取隔离控制。运河上的印度兵奉命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