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桥，外国警察实行宵禁，严禁中国人在晚上八点以后上街21。如果遇上巡逻队，外国人必须报上口令，而有居住权的当地中国人则须出示“通行证”。若是中国人没有通行证，一律逮捕，逐出外国控制区。22

英国司令官士迪佛立将军对无常的局势不抱任何幻想，派皇家工兵队的戈登（Charles Gordon）上尉去査看上海防务。他布设了防卫炮兵阵地、堡垒和壕沟，这样英国人既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外面太平军的攻击，又可以防范城内的中国居民和难民——“从一些居民的不满情绪来看，恐有偶发事端。”23英国侦察兵能看到焚村的火焰、太平军驻地的旗子和军队，看到雪停之后，一队太平军满载掠夺物品而归，扛着米、豌豆、大麦、锅、床和衣服，用矛赶着猪和羊，对世俗需求的规模之大，令英军颇感惊讶24。

甚至到了1862年夏天，情势仍无好转。英国领事报告：“我们这儿又挤满了难民，这次的人数比以往还多。他们居然在房子前面的江岸、石桥边的路上扎营。无数的妇女、老人、孩童风餐露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令人触目惊心。”25战事无休无止，导致缺衣少食，那些为了寻求庇护而住在上海的村民境况悲惨。1862年夏天，李秀成最后一次进攻不成之后，一名自称“慈善家”的西方人写下了他闯进中国难民麕集处之所见：难民挤在汉伯利路（Hanbury's Road）旁以竹子搭成的陋屋里，有些人“外表又瘦又可怜”；一些人“因饥饿和疾病而处于死亡边缘”，他们躺在烂泥地里，每次江水涨潮都会淹在水里；活人中间夹着“腐烂程度不等的”死尸，有时活人就和死去的亲人在一起。一个还活着的母亲躺在地上，虚弱到无法搬动她那两个已死去、光着身子的孩子，他们“身上盖着融雪和烂泥”，躺在她的身旁。这些骨瘦如柴的活人仅靠一种时有时无的捐献“米票”制维持生活，为了买更多的粮食，那位“慈善家”呼吁上海居民捐款五百美元，他保证自己会提供其中的三分之一26。1862年年底，气候寒冷，所有在中国剧院里看戏的洋人都被请求捐献与门票相等的钱，“为饥饿、可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27。

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开始失踪。最早不见的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28。第二条是“梯撒”（Teazer），一条浅棕色的长腿牛头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29。接着一条名叫“烟灰”（Smut）的黑褐相间的牛头便从皇家海军战舰“紧迫”（Urgent）号上失踪了。之后是两条在一起的母狗——一条是黑白两色的小“日本”，另一条是长着白长毛黑耳朵的“北京”种狗，叫青青，快要生小狗了30。士迪佛立将军的狗在8月8日丢失，是一条“棕白色短毛猎犬”，挂在脖子的项圈上刻有它的中文名31。戴着黄铜项圈的“哥克”，一条白底黑点的大狗在8月15日杳无踪影，这天恰是那位“慈善家”闯进死亡和垂死的难民中间的日子。此后不久，第一条刚剪过毛名叫“水手”的纽芬兰狗被人从伦敦传教会的野犬收容所带走32。1862年岁末，丢失的狗已不计其数了，其中有纽芬兰狗、长毛猎狗、牛头犬、短毛猎狗、獚，苏格兰：“牛”、“骰子”、“弹簧”、“领带”、“木偶”、“漂泊者”、“毕奇”、“托比”、“穆斯”、“格林劳”、“桃热”、“那鲁”、“比尔”……33

1860年，太平军进逼上海，促使外国人以武力自保，训练中国兵士，组成“常胜军”（Ever-Victorious Army）。常胜军按西洋兵法操练，装备齐全，皆着制服，先后由美国军官华尔（Frederick Ward）、英国军官贺兰（John Holland）、戈登（Charles Gordon）指挥。法国人亦成立类似的组织，名之为常捷军（Ever-Triumphant Army）。这些军队的表现虽然有时荒腔走板，不过在建立上海周边防卫上仍扮演要角，后来又有助于清军在华东压制太平军。中国军队最早的照片是摄于额尔金在1860年攻打直隶时，这两张照片可能摄于1863、1864年之后，所示即在上海由华洋共组的军队。

乡村的惨状从宠物的大量丢失一事上可见一斑。沿着长江一带，战事频仍，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已成了沦为征收、捐献或没收稻谷之事。在长江三角洲东部一些肥沃的地区，太平军依然被不满的农民看成拯救者，他们乐意看到地主逃跑，也乐于拿出收成向太平军交租纳税34。但在很多地方，1861年后农民便自行组织自卫团体驱逐太平军，祈求自己的神灵保佑他们的战士来抗拒“长毛”35。在作战时，太平军因往来必经的桥梁被当地农民悄悄拆除而损失惨重，官军逼近时只能背水一战。一群群愤怒的当地村民手持棍棒包围太平军，威胁其生命。当地村民还靠着人多势众，拦截太平军护送粮草和军饷的队伍，将太平军在激战中急需的重要补给抢劫一空。36

对洋商洋兵来说，这暴雪虽让人难过，但却是“上天佑助”：暴雪重创太平军，在河中巡逻的洋船也受阻于冰雪，却仍是神恩。对于那些到过太平天国地盘的洋人来说，很多以往显得多姿多彩或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