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带着十匹无与伦比的马”在城里演出。此时不仅赛马场大大拓宽，还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运来二十匹阿拉伯赛马和用来运货的母马与阉马56。

港口挤满了船，逃犯、没出息的人、流浪汉也不断涌入。警察局的日志上记满了他们称为“贫民”和“流民”的骚扰、过失和无端施暴。一些犯行常是轻微得可怜，这也反映出罪犯的悲惨遭遇：一些洋人因为偷一块面包、一片肉、一些桃子或一些短袜而被警察登记在案，而失主都是华人小贩57。但也有一些案件涉及不同程度的暴力，从酒后攻击他人、蓄意强暴华洋妇女到诱拐中国男孩不一而足58。在破敝拥挤的棚户区，斗殴致伤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社会所不容的人聚居在此，有些人为了躲避在“竹城”、虹桥“爱福礼酒店”、法租界内号称“利物浦之臂”的低级公共场所，或“爱伦水手之家”周围巡逻的巡捕（即所谓的“马尼拉人”），越河到官府和洋人都管不到的浦东去59。

英国领事在虹桥区每年发行“娱乐场所”执照，企图以此控制娱乐和暴力，但这个计划总是不断受阻。比如，虹挢区有一家旅馆频频出现犯罪行为，最后才发现巡捕马森是犯罪活动的共谋；巡捕海顿则连续几月“收受非法赌场老板的贿赂”60。在1863年被起诉的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一与巡捕有关，有的被控失职、工作时睡觉、酗酒、不守规章制度，有的则被控殴打良民。不少巡捕是累犯：4号巡捕因酗酒七次被捕，28号巡捕被捕九次，32号巡捕第十四次被捕61。1863年初，巡捕房总监对工部局抱怨，他手下可靠的巡捕只够巡逻南北向的街道。当地的暴徒和罪犯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便可恣意在东西向的街道上行抢62。

最难控制的是那些与太平军做军火交易的人。此类案件数量在1863年持续增加：“罗蒂，三十一岁，苏格兰人，家住上海，向叛军出售武器。”“哈迪和其他人负责管理船上的军火，协助叛军过关。”“史都基思，别名比奇，和其他人一起违反中立原则。”63军需品唾手可得，显然无法控制。有些军火从远地运来，香港甚至新加坡每年至少有三千门大炮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各家海军商店都出售炮和小型武器64。工部局虽然一再抱怨军火贸易过热，但它自己也促成了部分军火的扩散，因为每当新型远距来复枪运来配备给各支志愿兵部队，工部局就把旧式的滑膛枪和雷管卖出去以筹集资金65。英国军队也在推波助澜，士迪佛立将军卖了第二十二旁遮普步兵团和第二孟加拉国步兵团的“军火和装备”，以减少这两个团队受命回防印度时所需的调防费用66。

在上海的英国人把携带武器视为理所当然；其财产细目上除了白兰地、香烟、家具、陶器、狗和床垫等物品外，往往还有短枪、来复枪、左轮手枪67。英国翻译官密迪乐性喜冒险，但心性平和，在大多数洋人转而对付太平军之时，他仍对太平军忠心耿耿。他提到他逆流而上时所带的装备，其中包括“一支直径32毫米的雅克单管来复枪，两条单管肩背猎鸟枪，两支配有长枪管的双管短枪（霍克将军用的那种），两条普通长度的双管短枪，还有一对手枪皮套和两条伦敦武器公司出产的（阿达姆式）左轮枪带”68。

军火走私者和军火商经常从事大规模的买卖。一家“以卖军火给叛军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1862年里卖给太平军的军火如下：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复枪，895门大炮，484小桶火药，10947磅炮药，18000发子弹以及3113500枚雷管。这支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开着两条船组成的商队取得了在太平天国辖区里“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由忠王李秀成手下的军官签署，日期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二年四月二日”69。不到两个月的工夫，英国巡捕抓到一条船，船上有一些欧洲人，还有装运给太平天国的1550000枚雷管和48杆滑膛枪。法国人截住了另一条船，上装约五千件“军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还没收了“一些用以生产军火的工具”。上海的一家报纸因此指出，这些军火很多竟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黄浦江对岸”生产的70。

这类军火买卖对太平军来说非常重要。1862年夏天，一个在南京的洋人写道，“这座城市有一些天资聪颖的能人”，在那儿造的枪炮——包括重炮——比官府造的还好71。在外商与太平军做交易时，雷管可充做货币72。有些被截获的军火中，包括三百磅标着“小桶盐酱”字样的弹药，而雷管标为“螺丝”甚或是“宗教册子”，来复枪则假称“雨伞”73。大部分外国军火走私者和不法商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也有比利时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或意大利人74。太平军在战场上缴获的西洋武器包括火药、滑膛枪，甚至还有十二磅重的榴弹枪，这些意外得来的武器被收到南京等地的军火库里75。

1863年初，李秀成打算在皖北发动攻击，以转移包围南京的曾国藩兄弟的注意力。几周之后，果敢出击的忠王所部便陷在泥沼和滂沱大雨中。在长江以北的作战区内，频繁的战事已耗尽粮食补给，而新庄稼还没来得及收割。李秀成的部队中很多人病倒；有些人吃野草，有些人则死于饥饿。安徽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