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都不复昔日光彩。太平天国的服饰显得既不精彩、也没有创意，倒像是“庸俗的丑角服”，一种“滑稽戏装”37。太平天国新封诸王穿着他们那种“江湖郎中般的黄色外衣，戴着闪闪发光的王冠”，竟犹如“懒洋洋的浪荡公子”38。南京的街道上挤满“很多容貌姣好的年轻妇女”，穿着华丽的丝绸，但她们都是从苏州捉来的，而俘虏也经常想逃跑。恢宏的宫殿拔地而起，“在一片残迹之中显得格外突兀”，每一块清空的地，四周挤着被赶出来的人家39。太平天国那些顽皮的小男孩在洋人眼中曾是那么可爱迷人，而现在却显得凶巴巴的，或是营养不良。南京的那种寂静曾被视为太平的先兆，现在却显出末日逼近的恐慌40。那些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战士，近看之下，“肮脏且病态恹恹”，华丽的丝绸和丁当作响的手镯掩不住身上的疤痕和正在溃烂的伤口41。

甚至连曾经兴致盎然地与洪秀全论辩、一心想为太平天国的宗教带来新生的艾约瑟，也逐渐放弃了定居南京的美妙幻想。艾约瑟担心在他外出布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妻子会遭遇不测。而且，太平天国禁止按日计酬的雇工进城，艾约瑟夫妇的居住条件恶劣，气候有损健康，水质脏污，在在让艾约瑟非常不满。他注意到连住在这里多年的中国人也要在水里加药，才敢喝下去。对于这对年轻夫妇来说，“责任召唤他们来南京，而意愿则对他们说应该北上”，最后，意愿占了上风。42

罗孝全和艾约瑟走后，除了一些出于热爱或为了钱而留下来的传教士之外，天京里几乎没有什么洋人了。最后一个新教教士到南京是在1863年春天，他给香港报纸写的报道与其说充满敌意，还不如说是小心翼翼。在这位传教士看来，南京仍然相当繁荣，城里还种着一些庄稼。他获准拜见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对洋人的不友好行为大感困惑，洋人要是与南京兵戎相见，便以禁止一切对外贸易相胁43。洪仁玕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他说罗孝全从南京出走乃是基于“一些小误会”44。不管是出于误会，还是别的难以言明的原因，此事足以让洪仁玕失宠。

洪秀全革除洪仁玕的职位，不再负责推动太平天国的现代化，也不再让他统率太平军，他奉命只能督导幼天王的教育，这个差事使他如此“焦虑”，为此他“竟掉下了眼泪”45。

上海附近地区战事不断，南京日渐孤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洋人商务有所减少。其实，自从列强与清廷修订了1860年的商业外交条约，重开与长江内陆口岸汉口的内河贸易之后，上海成为丝绸、鸦片、军火、粮食和茶叶等货项的商贸中心。停泊在黄浦江岸边和下游河段的船只越来越多，于是发行了一份日报——《每日船务与贸易消息》——以补周报《北华捷报》之不足46。到了1862年9月，又发行了另一份副刊《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该报以中文刊行，报道中国的贸易情况，每逢周二、周四、周六出版47。

在上海的美国人的确有所减少。1861年，美国内战的消息传到中国，美国的“东印度舰队”解散。舰队司令官司百龄拒绝在接到海军部的确认前，同意支持南部联盟的军官提出的辞职请求，但司百龄本人却被华府突然解除司令职务，因为他生于南卡罗莱纳州。那些有战斗力的美国船舰奉命马上返回本土。此后三年，只有偶尔出现南军“私掠船”将至的传闻48。1862年6月，第一艘日本船“全幸丸”入坞上海，好似填补美国的空缺。该船原为英国船“休战”号，被日本政府用三万四千美元买下，此番“满载杂货”，并“负有收集各类资讯的使命，包括商业、统计和地理资讯”49。

洋人涌进上海，有的身怀万贯，有的一贫如洗，而这座城市也很快调适过来，接纳了他们。最有钱的人可寄寓于提供免费午餐的“欧罗巴大饭店”，而法租界内新开张的“帝国信使酒店”也有上等客房50。一家名为“克拉兰顿”的新建豪华旅馆于1863年7月开张，替代了原有的帝国饭店，这家新旅店现在开设了全新的保龄球房——这是刚离开的美国人留下的风尚51。一个最近离开的访客在新命名的“额尔金扶轮社”里备受礼遇，该社是“北华信鸽俱乐部”每周集会的总部52。“亚司脱俱乐部”里设有一个新的台球房，而“东方台球沙龙”则坐落在教堂街和布道路交接处上海图书馆的旧址，这里还卖果酒和烈酒，这种种或许可以看成上海价值观念变化的象征53。米勒旅馆是最好的一家旅馆，它没有保龄球房，也没有台球房。在隔开英租界与中国城的洋泾浜河上，有一艘名为“海马”号的旧双桅船已改装成“海马漂游旅馆”，这个旅馆是那些希望住得安静的人的好去处，房租很合理，每月六十美元，另加一美元早、晚餐费，当然，所有住客“必须预先交纳房租，不得例外”54。

这些新需求和新品味逐渐成为上海的娱乐风尚。丰裕洋行（Fogg & Co.）正在销售六套保龄球设备、六副台球和球杆，还可买到球杆皮套和防滑粉。城里建了两间“照相馆”，除了为当地居民拍照外，还拍摄参与战役的军队55。“莱斯雷教授（Professor Risley）和大天才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