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观念转向讽喻，提出诗歌应总结兴亡治乱的教训，达到规讽时政的目的。为此他们一致批评大历以来诗歌中绮靡的倾向，强调兴寄，反对声律辞藻。元结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道达情性”、“救世劝俗”（《文编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最不满那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作品。顾况认为诗是“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邪？”（《悲歌·自序》）也就是要向《诗经》的风诗和乐府学习，使诗歌能够引导人的情性，教化世俗，使上层统治者懂得治乱的道理。他们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两人都能用诗歌讽刺现实，表现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同时都爱用古体，不拘于格律。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阳）人。曾在天宝六载和杜甫同赴制举，同时被黜落。安史之乱中平乱有功，历任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他对现实的认识比较深入。写于天宝年间的《系乐府》十二首，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玄宗晚年政治的腐败和人民在苛重剥削下所遭受的灾难。如《贫妇词》写贫妇在繁重租税的勒索下无以为生的苦况；《农臣怨》抒写农村遭灾之情无由上达帝听的感慨，并表示希望朝廷能观风采谣，关怀民情：“谣颂若采之，此言当可取。”同作于天宝时期的《悯荒诗》，借他所采五篇怨恨隋炀帝的隋人冤歌为题，加以发挥，总结了隋朝因荒娱至极，不知民怨而终于灭亡的教训。指出：“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君王如不知体恤民意，总有一天会被民众推翻，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尖锐的见解。安史之乱后，元结任道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亲眼看到人民战乱之后的困苦生活，写出了著名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舂陵行》活画出百姓经过丧乱、在急征暴敛下困疲之极的孱弱形象：“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疲困。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接着细致描写了上司催租“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的具体场景，直截了当地批评官府不使百姓存活的凶残，最后表白了自己宁可抗诏获罪，也要违令缓租、笃行爱民之道的决心：“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这首诗以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了内心强烈的怨愤，感人至深。

《贼退示官吏》写代宗广德二年，“西原蛮”攻破道州邻近的永州和邵州，却不犯道州边境，原因是“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作者将“贼”与“官吏”加以对照，责问朝廷派来的租庸使：“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指出朝官还不如“蛮贼”顾恤人民，讽刺极为辛辣愤激。最后表示自己决不为图“时世贤”的虚名而做朝廷残害人民的帮凶：“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这种关心民瘼的炽热感情，是极其可贵的。因此这两首诗得到了杜甫的激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杜甫还在诗序中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自从杜甫明确地提倡这种“忧黎庶”的“比兴体制”后，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就成为中唐以来风雅比兴最重要的内涵，后来在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元结还选了一本《箧中集》，序文说选诗的原因是有感于“风雅不兴”，集子里所选作家“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者，选诗内容为兄弟朋友夫妇之情，布衣不遇之悲，穷困守节之志，守仁忘忧之乐，与他《系乐府》十二首中《贱士吟》的精神相通，显然由盛唐风雅兴寄中讴歌不平之气和穷达之节这一面发展而来。到韩孟时，风雅六义的内容就明确变成恪守仁义道德的寒士才子的不平之鸣。因此元结的风雅观体现了从盛唐向中唐元白、韩孟两派过渡的趋势。《箧中集》里的诗人虽然都名位不显，但是创作倾向值得注意。他们都有盛唐文人清狂的共同气质，好用汉魏古诗的比兴手法，又都用散句，避免对偶，语言虽然极度平白质朴，语调却拗口涩嘴，好以极端的说法来表现穷困惨苦的心境，这一特点后来成为孟郊、卢全等人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

顾况（727—815），苏州人，至德年间进士。当过著作郎等小官，后隐居茅山，号“华阳真逸”。他的诗歌风格多样，以古诗和歌行为多，好嘲谑，富于幽默感。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是借上古之事刺当时现实。这组诗仿照《诗经》四言体，又效《诗经》取首句之辞为题加小序的作法，说明每一首诗所刺何事。如《上古》一章标明“愍农”也，指出“一廛亦官，百廛亦官。啬失孔艰！浸兮叹兮，申有螽兮，惟馨祀之患，岂止馁与寒？”收获的庄稼，一束也好，百束也好，都得入官。农夫日晒水泡，加上虫灾，还要供神祭祀，苦处岂止是饥寒交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