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被日军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祺的字）带伤作战，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他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补给外，又给第144师直接发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的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他内心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兼任重庆市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了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召开幕僚会议时，经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是“长期生活奢靡，打仗亦有些松弛”。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泗安是座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下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法，炸毁了两辆敌军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