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