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孔上看不出来吗？我从声音中就可以听出来。您记得吗？那天姑姑（她这样称呼我的妻子）责怪您什么事也不知道给她做以后，您回答我说您没有哭，我喊了起来：‘牧师，您撒谎！’哦！我从您的声音立刻感觉出来了，您没有对我说真话；我不需要碰您的腮帮子就知道您哭过了。”她高声重复说：“不，我不需要碰您的腮帮子。”——这叫我脸红了起来，因为我们还在城里走，路人都转过身来。她还是往下说：

“不要想骗我相信，看到么。首先因为想骗一个瞎子是很卑怯的行为……还有这也不会奏效，”她笑着补充说，“牧师，告诉我，您没有不幸福吧？”

我提起她的手放到嘴唇上，像是不用语言向她承认，而又要她感觉我的一部分幸福是来自她的，同时我又回答：

“不，吉特吕德，不，我没有不幸福。我怎么会不幸福呢？”

“那么您有时候哭吗？”

“我哭过几次。”

“不是我说的那次以后吧？”

“不，我后来没有哭过。”

“您是不想哭了吗？”

“不想，吉特吕德。”

“那么您说……那次以后，您有没有想过撒谎？”

“不，亲爱的孩子。”

“您能不能答应我再不想欺骗我啦？”

“我答应。”

“那么！马上跟我说，我长得漂不漂亮？”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叫我愣住了，尤其在此以前我绝不愿意去注意吉特吕德不可否认的美，还有我认为让她知道自己长得美是毫无用处的。

“你知道这个又怎么样了呢？”

“这是我操心的事，”她又说，“我要知道我是不是……这话您是怎么说的……我是不是在交响乐中不太协调。牧师，我除了问您还能问谁吗？”

“牧师不用操心容貌的美。”我说，尽力回避。

“为什么？”

“因为他看重的是灵魂的美。”

“您宁可让我相信自己是丑女。”她说时妩媚地嘟了嘟嘴；听到这么一说我不再矜持了，高声说：

“吉特吕德，您要知道您长得很漂亮。”

她不说话了，面孔出现一种非常严肃的表情，到家以前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一回到家，阿梅莉自有办法让我感觉到她不赞成我这一天的安排。她可以事前对我这样说；但是她让我们——吉特吕德和我——先走，一句话也不说，按照她的习惯做法，先让人家做，然后保留责骂的权利。此外她决不对我明确指责，然而她只字不提，这就包含了谴责，因为她知道我带吉特吕德去听音乐会了，问一声我们听到了什么这不是挺自然的吗？若让女孩感觉人家对她的高兴表示出一点点关心，不是使她更加欢乐吗？阿梅莉倒也不是一句话不说，但是她好像装腔作势地只谈一些最无意义的琐事。只是到了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以后，我把她拉到一旁，严厉地问她：

“我带吉特吕德去音乐会你生气了？”我听到了这声回答：

“你给她做的事，给自己的孩子还从没做过呢。”

这依然是同样的怨恨，同样的拒绝理解，人要欢庆回来的孩子，却不是常和你一起的孩子，像《圣经》比喻中所说的。还叫我难过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吉特吕德的残疾，她除了这样的节庆日以外没有其他节庆日；要是叨天之幸哪一天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平时我总有事缠身——阿梅莉这样责备我也是有欠公正的，因为她明明知道我的每个孩子不是有工作要做，就是有了事跑不开，阿梅莉自己对音乐毫无兴趣，她就是整天闲着，绝不会想到去听音乐会，即使在我们家门口举行也不会去的。

阿梅莉居然敢在吉特吕德面前说这样的话，更使我感到难过。我虽然把妻子拉到了一边，她还是提高了嗓门喊得吉特吕德都听到。我感到愤怒多于悲哀，一会儿以后，阿梅莉撇下我们走了，我走近吉特吕德，拿起她的瘦弱的小手，放到我的脸上：

“你看！这次我没有哭。”

“不，这次，轮到我哭了。”她说，努力向我微笑；她向我抬起美丽的面孔，我蓦地看到上面泪水纵横。

三月八日

我唯一能叫阿梅莉高兴的，就是不去做她不高兴的事。她唯一允许我做的是完全消极的爱的表示。她把我的生活限制得多么狭隘，这点她是不能够体会到的。啊！她若要求我为她干一件艰难的事，那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会欢喜若狂，为她赴汤蹈火！但是一切不合惯例的事可以说都使她反感。因而生活的进展在她看来只是增加几个跟过去相似的日子而已。她不期望，甚至不接受我有什么新的美德，甚至在公认的美德上也不能有所增加。哪个人努力要在基督教义中看出除了本能的循规蹈矩之外还有其他，她看着不是不赞同，就是不安心。

阿梅莉托付过我，到了纳沙特尔跟我们的缝纫用品铺子结账，还给她带回一盒线团。我承认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事后我怪自己比她怪我还厉害哩；尤其我郑重其事地说过决不会忘，也知道“小事踏实的人做大事也很牢靠”，还害怕她对我的遗忘得出什么结论。我真愿意她骂上我几句，因为在这件事上我确实应该挨骂。但是事情往往这样，臆测的怨恨比明确的责备更厉害：啊！人生会更美好，苦难会更容易忍受，如果我们只需应付真正的痛苦，对心灵的魔影和鬼怪不理不睬……我不由在这里记下了可以作为布道内容的这段话（《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不要挂心”）[6]。我在这里要记录的是吉特吕德的心智与道德的发展过程。我还是回到正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