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闷。特别有趣的是，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手了，因为她背叛了他，现在他还恨她，他每月给她寄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赡养费。奥莲卡听到这些，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好吧，让上帝保佑您，”跟他告别时她对他说，并拿着蜡烛送他下楼梯，“谢谢您来给我解闷了。愿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总是学着丈夫的样子，表现得十分庄重，十分谨慎。兽医已经走到楼下门外，她还喊住他说：

“要知道，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该跟您的妻子言归于好，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也要原谅她！……不要怕，小家伙一切都会明白的。”

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后，她就小声地把兽医和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告诉他。他们两人都叹气、摇头，并谈论那小孩，说他一定想他的父亲。后来，由于发生了某种奇怪的思想流向，两人都到圣像面前去磕头，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孩子。

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就这样恩恩爱爱，十分和谐、平静、和睦地过了六年。可是，您瞧，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木材场喝了热茶，没戴帽子就出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给他请了最好的医生治疗，可是病没有治好，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于是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我亲爱的人，你把我丢给谁啊？”丈夫安葬后，她号啕痛哭道，“没有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女人现在怎么活下去啊？善良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吧……”

她穿着黑色衣服，缀上丧章，决定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她深居简出，只是有时到教堂或丈夫的坟墓上去。她跟修女一样待在家里。直到过了六个月以后，她才拿下白丧章，打开护窗板。有时可以看见她早晨跟自己的厨娘一块儿到集市上去买食品。不过现在她在家里如何生活，她家里有什么事，就只能靠猜测了。比方有猜测说，常看见她在自己花园里跟兽医一起喝茶，他给她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新闻；又说她在邮局碰见一个熟识的太太，她对那位太太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许多病流行。常常听人说，人们是由于喝牛奶得病的，从马和牛那里传染来的病。实质上，对家畜的健康应像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视才对。”

她重述了兽医的思想。而且现在对一切事情的见解，她都跟他一样了。显然，要是不依恋一个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要是别人这样做，准会受到指责，不过对于奥莲卡，则谁也不会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大家都十分理解。他们两人关系中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任何人讲，他们都极力隐瞒着。不过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奥莲卡无法保守秘密。每当他家里来了客人（他部队里的同事），她都要去给他们斟茶，或招待他们吃晚饭，并谈起牛瘟、家畜的结核病，以及城里的屠宰场等。而他呢，弄得非常尴尬。当客人走了之后，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小声说：

“我已经求过你不要谈那些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话时，请你不要插嘴。这真叫没趣！”

她诧异而又吃惊地望着他，问道：

“沃洛季奇卡，那我说什么呢？”

她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不要生气。

于是两人又感到很幸福。

可是这种幸福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兽医便跟随部队离开了她，永远离开了，因为部队调到了很远的地方，也许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奥莲卡又成了孤单一人了。

现在她已经完全孤独了。父亲已去世，他的圈椅被扔在了阁楼里，缺少一条腿，满是灰尘。她瘦了，也变丑了，街上碰到的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瞧着她，不再对她微笑了。显然，美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今非昔比了。现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她不知道的生活。关于这种生活，最好还是不要去想。每天晚上，奥莲卡坐在台阶上，听得见“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响。不过这已不能引起她的任何思想了。她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空院子，什么事情也不想，什么东西也不要，等黑夜到来，就上床睡觉，梦见的是自己的空院子。吃饭、喝茶也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最糟糕的是，她现在什么主见也没有了。她看得见周围的东西，也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可就是对什么都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这是多么可怕啊！比方，你看见一个瓶子放着，看见天在下雨，看见一个庄稼汉坐着马车过去，可是你就说不出那瓶子、那雨和那个庄稼汉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甚至给你十个卢布，你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的时候，和后来兽医在的时候，奥莲卡对一切事情都能解释，对随便什么事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可如今她的脑子里和心里却空空如也，就像她那个空院子一样。生活变得如此可怕，如此痛苦，就像吃苦药一样。

城市慢慢地从四面八方扩展开来，原来的茨冈郊区现在已称为大街了，原来的“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也变成了一座座房子，组成了一条条胡同。时间过得真快啊！奥莲卡的房子变黑了，房顶生锈了，板棚也倾斜了，整个院子长满了杂草和带刺的荨麻。奥莲卡自己也老了，变丑了。夏天，她坐在门廊里，心里跟从前一样，空虚而又寂寞，有一种苦药的滋味。冬天，她坐在窗口，望着雪。春天来了，或者风儿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