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了。”

“三年？”他大吃一惊。

我大致向奥古斯塔斯描述了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我十三岁时被确诊为甲状腺癌，第四期。（我没告诉他的是，得到这个诊断的时间是我月经初潮后三个月。这就好像在说：祝贺你成为女人！现在好去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没救了。

我做了个叫作“根治性颈部清除术”的手术，手术几乎和名字一样令人振奋。接着是放疗。然后，他们针对我的肺部肿瘤试验了一些化学药物，肿瘤缩小了，可后来又长大了。那时候我十四岁了。我的肺开始积满水。我当时看起来命在旦夕——双手双脚都像吹气球一样肿起来，皮肤开裂，嘴唇永远是紫的。医生给我用了一种药，让我不至于被自己无法呼吸这个事实吓死，于是这种药大剂量地通过一根PICC中心导管注入我的身体，此外还有十几种别的药。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一种快要淹死的感觉，这非常令人不快，特别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我还是因为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ICU），妈妈跪在我床边说：“你准备好了吗，宝贝？”然后我说我准备好了，然后爸爸不停地对我说他爱我，他的声音都变了，支离破碎。我也一直跟他说我也爱他，我们都手拉着手，我喘不上气来，我的肺绝望地倒抽着气，逼迫我从床上起来，寻找一个可以供给它空气的姿势，我被它的绝望弄得很窘迫，很反感——它为什么就不肯放弃？我还记得妈妈对我说没事，我没事了，我会没事的，爸爸费了那么大的劲忍住呜咽，可他还是经常忍不住，他呜咽起来就像一场地震。我还记得我希望自己再也不要醒来。

每个人都觉得我死定了，可我的癌症医生玛丽亚想法子把我肺里的液体弄出来了点，随后，很快，给我治疗肺炎的抗生素开始起作用了。

我苏醒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实验药物的临床试用，在“癌症法尼亚共和国”有很多这样的临床实验，以“零疗效”著称。那种药叫作法兰昔弗，是一种附着在癌细胞上阻止其生长的小分子药物，在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患者身上不起作用，但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肿瘤缩小了。

而且没有复发。万岁，法兰昔弗！在过去十八个月中，我的肿瘤基本上没有长大，于是我的肺，尽管本职工作做得不好，但可以想象，它还能苟延残喘，独立工作，只需要吸氧和每日服用法兰昔弗。

诚然，发生在我身上的癌症奇迹充其量不过能给我买来多一点时间（我还不知道这“一点”是多大一点），但是，当我跟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讲的时候，我努力描绘出一幅玫瑰色的图画，并尽量渲染这奇迹的神奇之光。

“那么说你现在该回去上学了。”他说。

“事实上，回不去了，”我解释说，“因为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文凭了。所以我现在在MCC上课。”MCC是我们那儿的社区大学。

“大学女生，”他点点头说，“难怪笼罩着成熟老练的光环。”他对我得意地坏坏一笑。我开玩笑地推了他的胳膊一把，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肌肉，紧实，不可思议。

随着车轮的一声尖叫，我们拐进一个八英尺高的拉毛灰泥墙围起来的住宅小区。他家的房子是左首第一栋，殖民风格两层小楼。我们一个急刹，停在了车道上。

我跟着他走进他家，进门处挂着一块木匾，用草体字母雕刻着这样一句话：“家，心之所在”，随后我发现整座房子里处处装点着这样的警句。衣帽架上方一幅图画写道：“好朋友不易找到，更难忘怀”；仿古装修的客厅里，一个刺绣枕头上一句话写得深情款款：“艰难时世铸真情”。奥古斯塔斯发现我在看，解释说：“我父母管这个叫‘精神鼓舞’，家里到处都是。”

他的爸爸妈妈叫他格斯。他们正在厨房做墨西哥辣椒肉馅玉米卷饼（水槽旁边一块彩色玻璃上用泡泡字体写着：“家是永恒”）。他妈妈往玉米饼皮里放鸡肉，然后他爸爸把它卷起来，放进大玻璃盘。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并不太惊讶，这很说得过去：奥古斯塔斯的确令我感觉自己特别，并不一定代表我真的那么特别。也许他每天晚上都带一个不同的姑娘回家，给她放电影看，趁机上下其手。

“这是海蓁·格蕾丝。”他跟父母介绍我。

“叫我海蓁就好。”我说。

“你好吗，海蓁？”格斯爸爸问。他很高——几乎跟格斯一样高，而且瘦骨嶙峋，到了父母这把年纪的人很少这么瘦。

“挺好。”我说。

“艾萨克的互助小组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格斯说。

“你总是那么扫兴。”他妈妈说，“海蓁，你在互助小组过得愉快吗？”

我迟疑了一秒，使劲考虑我的回答应该瞄准奥古斯塔斯的喜好还是讨他父母欢心。最后我说：“他们绝大部分人真的都很好。”

“可不就是嘛，我们在纪念医院为格斯的治疗焦头烂额的那段时间，那些病友家庭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他爸爸说，“每个人都那么善良，而且坚强。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天主会把最好的人送到你身边。”

“快，给我抱枕和针线，这句话绝对需要记下来，当作‘精神鼓舞’。”奥古斯塔斯说。他爸爸看起来有点儿不高兴，但格斯随后用一只长胳膊搂住他爸爸的脖子说：“我开玩笑的，爸。我喜欢那些怪里怪气的精神鼓舞，真的喜欢。我只是不想承认，因为我是叛逆少年嘛。”他爸爸对这番话报以白眼。

“我希望你会留下来吃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