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把我也拉起来，我们一直走到台阶上他才松开我的手。

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影，彼此相距几英寸。我做了一件彻头彻尾只有中学小女生才会做的事：把手放在沙发上我们俩之间大约等距离的中点，让他知道可以拉我的手。可是他没拉。看了一个小时之后，奥古斯塔斯的父母进来了，给我们端来了墨西哥玉米卷饼，我们在沙发上吃的，味道很不错。

电影讲的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家伙，戴着面具，最后为了娜塔莉·波特曼而英勇赴死，娜塔莉·波特曼在电影里真是无法无天，而且身材惹火，跟我这张圆鼓鼓的类固醇脸蛋毫无相似之处。

最后出演员表的时候，他说：“真不错，是不是？”

“不错。”我表示同意，但其实心里不同意。这部电影，怎么说呢，是男生爱看的那种类型，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总期待我们喜欢男生电影，我们又不希望他们喜欢女生电影。“我该回去了，明天早上有课。”我说。

奥古斯塔斯在找车钥匙的当儿，我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妈妈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我可喜欢这句了。你觉得呢？”我猜她看到我一直望着电视机略偏上的地方，那儿正好挂着一幅“精神鼓舞”，一位天使的旁边写道：“没有痛苦，我们怎会懂得欢乐？”

（这是“关于苦难的思索”领域中的一句老生常谈，其愚蠢和浅陋可以讨论几个世纪，但只用一句话反驳就够了：西兰花的存在对巧克力的味道没有丝毫影响。）“是啊，”我说，“美好的想法。”

我开奥古斯塔斯的车回家，他坐在旁边保驾护航。他放了几首歌给我听，是他喜欢的一个乐队，叫作“潮热”。歌儿不错，但因为我以前没听过，所以我对其欣赏程度不如奥古斯塔斯。我一直忍不住偷瞟他的腿，或者该说是他的腿以前所在的地方，我使劲儿想象假腿是个什么模样。我觉得不应该在意这点，但我还是没法毫不在乎。他很可能也在意我拖着氧气瓶。疾病令人避之不及，我很久以前就明白了，我怀疑奥古斯塔斯也明白。

我到了家，在门口停下车，奥古斯塔斯伸手关了收音机。空气好像变得浓稠起来。他也许在想要不要吻我，我绝对在想要不要吻他。我在怀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以前吻过男孩子，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前奇迹时代。

我停车入位，望着他。他真是个美丽的男孩。我知道不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男孩，但他的确如此。

“海蓁·格蕾丝，”他说，我的名字在他的声音里显得新鲜而美好，“认识你真的非常愉快。”

“我也是，沃特斯先生。”我说。我觉得害羞，不敢看他。我不敢注视他那热切而明亮的水蓝色眼眸。

“我能再见你吗？”他问。他的嗓音里有一丝令人心动的紧张。

我微笑：“当然。”

“明天？”他问。

“耐心点儿，蚂蚱先生。”我忠告他，“你不应该显得过分急切。”

“没错，所以我说明天。”他说，“其实我想今晚就再见到你，可我愿意等上整整一晚上还有明天的大半天。”我转了转眼珠。“我是说真的。”他强调说。

“你几乎还不认识我。”我说，从车座旁抓起那本书，“这样吧，我看完这本书给你打电话，好吗？”

“可是你都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他说。

“我强烈怀疑你把它写在书上了。”

他绽开一个微笑，傻乎乎的那种。“你还说我们不了解彼此。”

[1] 《星球大战》中银河帝国的精锐突击部队，又译冲锋队，影迷俗称白兵。

3

那天晚上我看《黎明的代价》看到很晚。（剧透警告：黎明的代价是血。）诚然，它不是《无比美妙的痛苦》，但主人翁麦克斯·梅翰上士身上倒也不无可爱之处，如果不去考虑他在二百八十四页里杀了——据我统计——至少一百一十八个人的话。

所以我第二天起床晚了，那是个周四。妈妈奉行绝不叫我起床的原则，因为“全职病人”的岗位要求之一就是：多睡。所以我突然醒来，发现妈妈的手放在我肩上的时候，有点儿糊涂了。

“快十点了。”她说。

“睡眠战胜癌症。”我说，“我昨晚看书看晚了。”

“一定是本很棒的书。”她说着单膝跪到床边，把我的氧气管从那个长方形大制氧机上拧下来。我给那机器起名叫飞利浦，因为它看起来就有点儿像个飞利浦的小家电。

妈妈给我连上便携式氧气瓶，然后提醒我还有课。“从那个男孩那儿来的吗？”她没头没脑地问。

“你是指疱疹吗？”

“你过分了啊！”妈妈说，“书，海蓁，我是说那本书。”

“是啊，书是从他那儿带回来的。”

“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他。”她说着，扬起眉毛，好像得需要当妈的独特直觉才能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似的。我耸耸肩。

“我说得没错吧，互助小组很值得一去。”

“你一直在教堂外面等我吗？”

“是啊。我带了些要处理的东西看。不管怎样，该开始新的一天了，年轻的女士。”

“妈，睡眠，癌症，战斗。”

“我知道，宝贝，可你要上课呀。还有啊，今天是……”妈妈的声音欢欣鼓舞，溢于言表。

“星期四？”

“你真的忘了？”

“好像是耶。”

“星期四，三月二十九！”她脸上挂着神经兮兮的微笑，基本上是在尖叫。

“知道日期真的让你那么兴奋啊！”我也对她嚷嚷。

“海蓁！今天是你的第三十三个‘半生日’！”

“哦哦哦。”我说。我妈对于各种节日庆典真是超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