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应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应该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曹雪芹心里没底。让他像他爹那样去当官？让他大隐隐于市还是小隐隐于野？要么让他去当和尚？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成年男人的所有可能的选择，曹雪芹都不忍心让他去做。也就是说，曹雪芹无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贾宝玉长大以后怎么办？所以，这部书他也就写不完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巨大的缺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卡夫卡和他的《城堡》。和曹雪芹不一样，卡夫卡可不仅仅写了一部小说，除了《城堡》，后来他还写了很多小说。也就是说，《城堡》没有写完，并不是因为他生病了，不是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么他为什么没写完呢？我想，这与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有相似之处。他写不完，是因为他不知道主人公K到底进不进城堡，进了城堡以后怎么办？这是卡夫卡给后人留下的问题，一个巨大的疑问，巨大的缺口。在那篇短文的结尾，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曹雪芹和卡夫卡之后，作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书写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K进了城堡以后怎么办？我想，我的一些小说，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

问：中外比较而言，你受国外作家影响更大吗？能否谈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家、思想家等，使你受惠最大的是什么？

答：我自己感觉，总体上，受国外作家影响要大于中国作家。国外作家当中，我喜欢加缪、哈维尔和索尔·贝娄。年轻的时候，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喜欢博尔赫斯，很人迷，但后来不喜欢了。加缪和哈维尔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当中，我喜欢本雅明和福科。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是我很喜欢的，比如斯特劳斯，就是写《热带的忧郁》的那个人，还有贝尔，就是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那个丹尼尔·贝尔。您可以看到，我喜欢的这些人，都会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他们都很有思想，但又不仅仅是思想家。

问：什么时候我也读读《热带的忧郁》。笼统地说，我认为中国文人注重伦理纲常、修身养性，西方的文化人更注重求真——真知、真理、真相，更具探寻精神，所以他们也会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然，很早我们的儒家也讲三省吾身，但那是为了使个人行止合于礼仪规范。通过你的文字，我常看到很强的自省意识，而这是当下写作者们所稀缺的。可不可以说，博尔赫斯是技艺高超的作家，但算不上有思想的作家，如果一定要你说的话——有思想的作家又当何为呢？

答：至少我不能否认，博尔赫斯不光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作家，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很多短篇小说确实很了不起，比如《南方》、《马可福音》、《第三者》。我说我现在不喜欢他，一是因为我不敢再喜欢他了，就像一个穷汉不敢喜欢一个公主一样，时间、精力都耗不起；二是我不愿意再喜欢他了，我更愿意去写历史，写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离他的小说越来越远了。

问：你的文学创作的历程应该已有二十年了，前后对比，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在哪些方面，一直未变的是什么？

答：最大的变化，是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一直没有变化的，是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写作的困难。

问：你在写作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虽然不大，但经常遇到的困难？

答：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困难。题材选择的困难，讲述方式的困难，词语表达的困难，反正没有不困难的。没有选好题材，就觉得选好题材是最困难的，因为时间有限，你不能什么都写，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选择一个来写。选好题材，怎么讲述，用什么方式讲述，又变成了最困难的事。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既然这么困难，还写小说干什么？但是谁又能告诉我，现在做什么事不困难呢？相对而言，我反而觉得，写小说还不是最困难的，还能让我感到乐趣，甚至是幸福。

问：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写作习惯？有什么癖好？

答：我一旦开始写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短篇小说，也会像上班一样，早上九点半左右，准时坐到电脑跟前。我白天写作，写一天，晚上看书，或者和朋友聊天。以前不用电脑的时候，我用五百字的方格稿纸来写，而且必须是十六开的稿纸，稿纸上面的格子最好是虚线。一张稿纸上如果写错一句话，这张纸就得作废，需要从头抄起，否则心里就不舒服。而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修改的人，这意味着，我把写作变成了重体力劳动。这个臭毛病，使我苦不堪言。感谢电脑，它终于把我从反复重写重抄的“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了。

问：不是臭毛病，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嘛。我几回听说李洱的掌故，说是不拘何时何地，看到报纸的一角还是什么字片儿，就蹲下去研究大半天。

常有文章说这个作家注重故事性，那个注重结构，这个重视写人物，那个重视写气氛，先锋作家当红时更常见“由讲什么变成怎么讲”之语，这说法现在也不难见到。批评家这么说我多半不信，作家也这么讲就不由得你不信了。您认为这些东西在写作过程中分得出轻重吗？或者您有此中哪类偏好？

答：“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分出轻和重，也跟人的偏好没有太大关系。很难相信，一个人事先就偏好“怎么写”，而另一个人却事先偏好“写什么